试论《边城》中话语分歧及语言散漫.docVIP

试论《边城》中话语分歧及语言散漫 　　[摘要]在谈到《边城》的悲剧美时，大部分研究会提到“人性美”与“自然外力”的冲突。本文运用罗兰·巴尔特作品中语言分歧与话语地位、符号的“隐喻链”与类比性等理论进行分析，指出《边城》人物间的话语分歧和文化环境的“暧昧”描写亦是小说悲剧美形成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边城》；话语分歧；隐喻链；悲剧美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36-03 　　《边城》所虚构的悲剧，总被解读为源于宇宙不可预知的外力，或个体无法掌握的偶然。好像美好的牧歌式的“人性庙宇”，总要因了偶然外力的压制，才能浮雕式地凸显。事实上，相对于自然外力对人物命运的折断式作为，氤氲于故事中人物话语的言语分歧，更有对悲剧顺势而为的效力。 　　语言作为文化生成与传达的工具，首先具有多义性及分歧之处。按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语言转向言语时“个人习语”受语言的制度规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来看，《边城》中人物关系因话语分歧而产生的隔膜冲突亦是这一爱情悲剧酿成的重要原因。人与人之间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意之中相互撕扯却彼此隔离的关系网。这便是悲剧形成的背景之一。 　　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具有类比性和理据性。这一类比性和理据性又会造成语言符号的暧昧。于是，语言意义的阐释将跟随《文之悦》中作者被取消，处于交战之外，读者处于意指主动地位的趋势走向引申和扩散。在《边城》中看似散漫的、脱离中心的文化地理环境描写，实际上因这类比和理据的作用，指向了混沌偶然宇宙这个恰和小说中心的氛围。这种氛围正是《边城》营造悲剧美的重要因素。 　　一、 《边城》语言分歧与话语地位 　　《边城》整个的人物关系中，“祖父”是这个网络的中心。他作为一个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力图通过自身与周围人物的周旋来使翠翠获得爱情，然而他所希冀达到的语言或话语效果往往会因“语言制度”和“话语地位不同”等原因被吞没或被曲解。从《边城》的人物关系网来看，看似一片唯美宁静的人性和谐之中实则暗藏着以祖父为中心的语言冲突。???边城》的底部不仅有一股宇宙混沌世界“不确定”暴虐般的暗流，也有一股人间无意而致的语言倾斜的暗流。这些暗流聚在一起，不知不觉地潜入读者内心，才汇成一股沉郁的悲叹哀婉之情。 　　（一）“语言制度”对言语的规约 　　在《符号学原理》中，虽然罗兰·巴尔特一直热衷于二元论、中心和整体性的结构分析，然而在谈论“语言”与“言语”的问题时，却指出了在“语言”向“言语”过渡过程中，“语言制度”对言语的规约作用。 　　在“问题（1）系统的起源”小节中，罗兰·巴尔特曾写道：“在大多数符号系统中，‘语言’不是由‘说话的大众’而是由决策集团制定的。”“使用者遵循这些语言，从中抽取信息，但并不参与语言的制定，作为系统的起源的决策集团是个范围狭小的群体，既可以是非常够格的技术专家，也可以是更分散更为匿名的集团，交流的制度性本质”。①于是，作为符号的语言在化为个人言语时，说话人常常会从决策集团已建立的语言制度中抽取信息。个人言语便受到决策集团，即语言常规制造者的规约。这样个人言语（符号的一种）在其诞生并由语言转向言语的过程中便会因为语言制度的规约而“词不达意”，以至于作为符号本身的“个人言语”常常带有个人意图和语言制度所赋予的色彩等多种语言目的。在《边城》中，正是语言制度对个人言语施加作用，成为人物关系产生隔阂的重要原因。 　　《边城》中，大佬和祖父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再过两年，若我有闲空能留在茶峒照料事情，不必像老鸦到处飞，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 　　祖父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一面把船拉动，一面把那双小眼睛瞅着大佬。 　　于是大佬又说： 　　“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祖父慢条斯理把船掉了头，让船尾傍岸，就说：“大佬，也有这种事儿！你瞧着吧。” 　　究竟是什么事，祖父可并不明白说下去。那青年走去后，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又愁又喜。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当真交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② 　　在这段对话关系中，语言制度成为控制话语走向的重要角色。从罗兰·巴尔特“语言”到“言语”的转变过程来看，“言语”会受制于“语言制度的规约”，个人言语的产生背后必定有一个语言的决策集团在支配。那么大佬和祖父的对话，它的决策集团是什么，它的重心又是受什么所支配的呢。文中“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这段话语很显然取自湘西茶峒人日益积累起来的一整套婚姻关系中的话语体系，这话语体系的组织者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