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出版“启蒙大众、追求进步”使命.docVIP

坚守出版“启蒙大众、追求进步”使命 　　除去早年上山下乡、参军当兵的8年时间，严格来讲，我就从事过一个职业，那就是出版。是什么促使我37年来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步呢？主要是因为，在我看来出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是那些关于出版价值的名言警句，激励我坚守在出版第一线的岗位上。比如大家都熟知的，有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雨果的“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培根的“读书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最令我感动的是赫尔岑的一段话，我几乎每一年都要在新进入世纪出版集团的青年人面前朗读这么一段话，那就是，“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叙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自传”。我每一次朗读这一段话都会热血沸腾。这些名言警句告诉我们，一直以来，人类的出版史，是一部“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文化传播史和精神发现史。我想这就是我对出版使命的认识。我们都是一些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却从事着伟大的职业，我感到这是上天对我们的青睐。 　　不过，今天人们和社会对出版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美好的东西似乎烟消云散了，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出版人在为利润、赚钱而疲于奔命。出版人地位下降了，尊严在有的场合也丧失了。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坚守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是关系到出版尊严的大问题。而且它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对最近一个世纪的出版史做一个回顾的话，可以看到，这100年来，从世界的角度来讲，更准确地说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讲，出版史大概分三个时代。前60年是出版的高兴时代，所谓高兴的时代就是说出版人想出什么就出什么，不追求高额的利润，坚守的是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多出好书。记得37年前我刚进出版业，老一辈出版人，如马飞海、宋原放、巢峰等都教导我，什么叫出版工作啊？就是多出好书。其后20年，出版业进入到了核算的时代，所谓核算的时代是指出版社开始对每本书进行盈亏核算，以是否盈利或者盈利多少来决定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最近20年，出版业开始进入了资本的时代，在欧美国家，最主要的表现是跨国的大型传媒集团开始大规模地并购各个具有品牌号召力的出版社，比如兰登书屋曾经被纽豪斯集团并购，西蒙·舒斯特被维亚克姆收购，哈珀·科林斯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等等。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大军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而且这些传媒集团，像经营娱乐业一样，来经营出版业，指望他们投入的资本带来巨额的利润回报。这一切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出版业。这是一个事实的描述，其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我们姑且先不要简单地判断它是好还是不好。 　　世界出版业这100年的历史对中国出版业来讲，似乎被浓缩到三四十年了。我们在这三四十年中，走过了西方国家这100年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曾经经历过将近10年的“高兴的时代”，想出什么就出什么，而且什么都能出，都能畅销，随后我们进入了将近20年的“核算时代”，最近的六七年，可以说中国出版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迅速地跨入了资本的时代。与西方国家一样，当中国出版业一脚跨入资本时代后，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为所有凝固的东西都消逝了，进步主义的出版史产生了危机，出版业有沦为大众娱乐业附庸的危险，读书也有可能成为单纯的娱乐活动。 　　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引起了传统出版人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忧，并一直在进行抗争。我记得前年第6期的《读书》上曾经发表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回忆了她与《出版业》一书的作者安德烈·希夫林交往的过程，她引述了安德烈·希夫林的一段话，给我很深的启示。那段话的意思是，进入资本时代后，跨国大型传媒集团并购出版社的直接后果是，出版的本质被扭曲了，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出版成了单纯盈利的工具，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安德烈·希夫林举了哈珀·科林斯的例子。他说：“哈珀·科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你比较一下它50年代到90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的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现在，在他们的意识里，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书目是最能反映一家出版社成长发展变化轨迹的。世纪出版集团有许多老出版社，每逢10年社庆时，我都要求他们把建社后的书目整理出来，看一看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据我对美国出版业的观察，我认为美国出版人长期秉承的为人类文化传承和创造的精神，在美国主要出版社的书目中仍然依稀可见。每年我们去法兰克福书展，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搜集书目。仔细地看一看这些书目，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出版业图书最基本的品质仍然是保存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