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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诉讼透视非现场执法之尴尬 　　据媒体报道，广州市民谭某在去车管所办理机动车年审业务时，车管所以该车有4次违章尚未处理为由，拒绝为其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谭某遂一纸诉状将车管所告上法庭。 　　私家车主与交警部门对簿公堂，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激烈的法庭辨论中，原告谭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车管所的退办行为违法。而交警部门的依据则是于2004年实施的公安部72号令即《机动车登记规定》，其三十四条明确规定：“机动车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谭某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未经处理，故该车无法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受理此案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经过慎重审理，最终认定广州市车辆管理所东山分所行为违法，判车管所败诉。并责令车管所对原告谭某申请汽车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重新审核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此项判决结果一宣布，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争议之声不绝于耳。那么，天河区人民法院又是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判决呢？原来，天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公安部72号令即《机动车登记规定》只是行政规章，是下位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经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是上位法，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相冲突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应当适用效力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下位法失效。广州市车辆管理所东山分所因谭某的汽车有交通违法行为没有处理而拒绝核发检验合格标志是有悖法律规定的，属适用法律错误。而原告谭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属另一法律关系，可由相关交通警察大队依法处理。 　　一场诉讼案件的败诉，再次使交警部门陷入了尴尬境地。长期以来，车主办理年审先要消除违章记录，早已经成了全国公安交警部门顺理成章的做法，而且也是对非现场执法过程中查实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现如今一场诉讼，为交警部门长期以来的习惯做法贴上了“违法”的标签，交警部门又该何去何从呢？依然故我未免有“知法犯法”之嫌，而亡羊补牢固然大有有错必纠、令行禁止之气慨，但非现场执法的有效处罚又该如何实施？难道让民警拿着违法车辆清单到路面上一辆辆对照检查？这样势必将大大增加公安交警部门的执法成本。进退两难之际，不禁令人慨叹：都是“非现场执法”惹的祸啊！ 　　事实上，自1996年5月初，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科研所在北京市西四路口试验国内第一台“抢红灯自动拍摄器”获得成功，并正式投入使用至今的十年间，对“非现场执法”的质疑之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诚然，在我国目前交通参与者整体交通法律法规意识还有待提高，交通管理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警力不足，对时空管控力度还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非现场执法作为一种新的执法模式，对规范道路交通参与者的交通行为和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它解决了长期困扰道路交通执法当中存在的人情问题。其次是避免了交通警察与交通违法人的正面冲突。再次，是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同时弥补了警力不足的弱点，大大提高了交通管理工作的效率。然而，在我们看到非现场执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由于长期以来公安交警部门在高度重视非现场执法的硬件投入、软件建设的同时，忽视了相关配套法规的建设和运作机制的完善，甚至很多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致使非现场执法的局限性及不规范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并饱受外界诟病，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笔者并非科研人员，对于非现场执法所应用的科技装备及其构造原理几乎是一无所知。但依笔者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里观察所得，非现场执法的局限性，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法律依据不足 　　关于非现场执法的这一弱点，本文所述的诉讼案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后，虽然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非现场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其规定的过于简单笼统，致使非现场执法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屡屡出现与法理相悖之处。 　　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明文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但非现场执法模式无法当场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有时当事人即使知道自己已经违法，但不知道违法行为已经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记录，自然也就无法给予当事人和在场的群众及时的警示及教育。 　　2、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的处罚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而非现场执法模式传递信息滞后性的特点，使得违法当事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得知自己的违法行为时，回忆不起当时是否有违法的情节或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