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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通选课现状问题和建议 　　摘 要：北京大学设置通选课已经十年了。所谓“通选课”，就是“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简称。通识教育的概念显然来源于现代西方教育。关于通选课的设置，海内外各大学因有不同的设想，便有不同的侧重和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沟通论”或称“综合论”、“经典论”或称“精义论”、“进步论”或可称“前瞻论”、多元文化论。北大基本采取“沟通论”的观点，将通选课划分为5个领域：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与艺术。通选课已经成为北大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未能主动建设,呈现自发状态；课程数量失衡,教学质量悬殊；宣传力度不够,思想障碍尚多；定期审核不严,缺乏表彰制度。因此,我们建议:尽快成立通识教育研究中心或研究小组,克服自发状态；加强通识教育的宣传,克服各种思想障碍,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拓宽思路,广开课源,适应通识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学生多方面的要求。? 　　关键词：通识教育；通选课；北京大学；沟通文理?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2-0096-06?? 　　 　　北京大学设置通选课已经十年了。? 　　2000年北大正式设置通选课的目的有二：一是顺应现代国际通识教育的潮流，从根本上克服我国高等教育所受苏联30年代狭隘专才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北大正式启动通识教育；二是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开展素质教育的决定。通选课有时被命名为“素质教育通选课。”十年来，北大的通选课由少到多，逐步稳定。 　　总共开设过通选课达270余门，每学期开学时总有120余门各类课程，在上万名本科生中掀起选课热潮，盛况空前，并引起社会注目。? 　　然而，如何评估通选课的现状？通选课的连年开设存在什么问题？人们对通识教育和通选课是否达到共识？如何进一步推动通选课的建设和通识教育的开展？结合听课与调研，这里提出我们的若干认识和建议。?? 　　一、通选课的由来和意义?? 　　所谓“通选课”，就是“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简称。通识教育的概念显然来源于现代西方教育。英语本来有两???名称：general education，可译为“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现统译为“通识教育”，大致是恰当的，它基本符合原意，并与中国的某种传统教育观念相接近。我们所说通识教育，是与某种狭隘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相对立。我国高等教育解放后受苏联30年代教育模式的影响很深，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设立许多单科性的大学（学院），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综合性，把专业和教研室分得很窄很细，过分强调人才培养的专业对口。中学到高中便实行文理分科。在这种制度下，培养某些专业技术人才是可以的。但要培养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就很难。随后1958年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求突出政治；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要求突出实利。结果工具理性居上，急功近利盛行，我国的高等教育很难踏上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宽广大道。通识教育的开展，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它讲究博雅通达，重视人的人格和智力的独立发展。通识教育要求拓宽基础，沟通文理，融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陶冶，为培养各类高质量人才铺垫基础。这无疑是对长期形成的教育观念和制度的一次冲击，一次有深远意义的改革。? 　　那么，通识教育是不是单纯的舶来品，新近从西方、美国引进的东西呢？并不完全是。其实在中国和北大的教育传统中，早有通识教育的渊源。通识教育要求妥善处理两种关系：一是人的知识、智力的博与专或广与深的关系；二是学问与人格的统一，也就是智育与德育、美育的关系。孔子早有“君子不器”的说法。他所理想的人才，不是器具，不是专业性的工匠，而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谦谦君子。儒家历来重视“治学”与“做人”的完善统一。儒家经典《中庸》提到的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显然把“博学”置于首位。上世纪30年代，北大曾把这几句话用作校训。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奠基者蔡元培，特别强调顺自然、展个性，沟通文理，实行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和谐结合，要求培养一种健全的人格。曾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谈到，“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于通而不在于专”，理应加强“知类通达”的思维训练。总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老一辈中国现代教育家的理想目标，是要在中国培养一批又一批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大哲学家来的。可惜这个目标的实现在一段时间里中断了。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教育传统，与通识教育本有吻合的方面，我们不应把当前通识教育的开展看做照搬西方或美国的教育模式，而应当结合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