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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文化与当代东北作家生态文学写作 　　摘 要： 20世界80年代以来，生态文学写作兴起，生态文学热潮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姿态，主要表现在东北作家自觉将地域文化萨满教中的万物有灵、自然崇拜观等观念与生态文学写作结合起来，在忧患、批判与拯救中探究萨满文化与生态文学写作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 生态文学 萨满文化 忧患 批判 拯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我国生态文学创作逐渐兴盛，而东北作家迟子建、郭雪波、乌热尔图、萨娜等受地域文化萨满教的影响，自觉将萨满文化与当代生态文学写作融合在一起，努力“把原始的自然崇拜与现代生态科学思想融为一炉”[1]。创作出了《峡谷》、《我的光》、《额尔古纳河右岸》、《乌妮格家族》、《达勒玛的神树》、《你让我顺水漂流》等一系列融合宗教文化与环保意识的作品。 　　萨满教是发源于东北地区的一种原始自然宗教，在萨满文化中，自然崇拜无所不在，山川、河流、树木和各种动物都被认为是有生命的，有些还被赋予神性，奉为神明，形成很多禁忌，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猎民遇到奇异的山峰、悬崖、山洞或古老的树木，认为是山神栖息的地方，仍然不准大声吵闹，不准言出不敬，触犯山神，同时还要叩拜祷告，祈求山神保佑猎民安全和狩猎丰收。”[2]；萨满文化的图腾崇拜中，人们最崇拜虎和熊，人们将之神化并加以膜拜，“赫哲人出猎碰到虎时，常常放下猎具或武器跪在地上叩拜，同时祷告，尊称虎为‘王’、‘老爷’（官）、‘爷爷’，希望虎神多赐猎物，把动物送到枪口上来等，然后攀到树上避开。”[3]；在信奉萨满教的地区，渔猎行为是有节制的；人们信奉“万物有灵”，积极种树，具有朴素的环保意识等等。由此可见，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观念在客观上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物种的繁殖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说萨满教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当代生态文学写作是“不谋而合”的。本文结合典范性作品，从忧患、批判、拯救三个方面阐释萨满文化与生态文学的内在联系。 　　一、双重忧患意识：自然环境恶化与信仰缺失 　　“文学园地就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一块绿色基地，文学作品的水灵灵、毛茸茸的质感是文学的基元性优势。”[4]但作家精神世界的绿色基地在现实中却渐渐失去对应，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东北作家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既与外在自然环境有关，又与内在精神信仰有关。 　　在郑万隆的《我的光》中，鄂温克族老人库巴图对山神“白那恰”的敬畏之情，对万物生灵的依恋与崇拜之情，都令来自现代都市的地质考察队员们无法理解。库巴图老人习惯并热爱着山林中的原始生活，但是库巴图老人的儿子却对外来世界充满好奇，他热衷于地质考察队员带来的各种现代社会的食物，与库巴图老人坚决反对开发五马架山相反，他积极支持考察队的工作，他的精神领域已失去父亲那般对萨满文化自然崇拜的情怀，外面世界的繁华与诱惑已经使他丧失了对本民族宗教信仰的敬畏。同样，在《峡谷》中的鄂族少年别尔丹、恩都力也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他们不顾自己民族熊崇拜的宗教信仰，不听申肯老人的劝阻，执意要杀死怀孕的母熊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而少年们面对被惹怒了的母熊束手无策时，申肯为了保护别尔丹和恩都力，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论是库巴图老人与儿子，还是申肯老人与别尔丹和恩都力，他们两代人身上都反应了共同的现象，即随着时代的前进、外来世界的进入，后起之辈面对外在世界的诱惑时，已渐渐失去自己本民族的宗教信仰，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他们不仅无动于衷，甚至帮助“入侵者”一同破坏自己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悲剧的制造者，因此，这就构成了作家的双重忧患，现代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已不单纯是对自然的侵犯，更是对原始部落民族精神信仰的侵蚀、同化，这种信仰被侵蚀、同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人性及价值观的转变，作品中的库巴图、申肯老人把人与自然界放在宏观宇宙的平等地位上，对于自然生灵坚韧的生命意志、桀骜不逊的生命尊严、无私的奉献精神，都是持敬畏、感恩的态度，而后代的贪婪无度、虚伪肤浅、任意践踏生灵，都显示了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双重忧患的背后，是作者对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文明以其统一性征服生态、文化多元性的深刻反思。 　　二、双重批判：文明强势与精神困兽 　　当代东北作家迟子建、萨娜、乌热尔图等，他们的叙事文本体现出了超越地域民族的文化审视和创作主体立足于人类文化生态发展的哲学思考。迟子建、萨娜虽然专注于描写少数民族与萨满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描写又不仅局限于一个民族，迟子建在《右岸》中描写的鄂温克族的命运走向其实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走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诗意的栖居，被强势现代文明侵扰后步入文明社会却发现与之格格不入，回归原始文明想要找到灵魂的真正栖息地，却发现徒劳无功，精神突围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