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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解放与社会守成悖谬 　　一对不般配但又善良的老年夫妻，在亲生独子鼓励下，在恩怨近40年后风风光光地离婚了，并都再去寻找真爱。这果真就代表个人解放与社会进步吗？38集大型电视连续剧《我的父亲母亲》（编剧赵冬苓，导演刘惠宁，演员陈小艺、辛柏青、冯远征、王馥荔、曾黎、罗京民等）在最近的荧屏播放中吸引了观众注意力，特别是结尾处设置的“离婚”及改嫁的新异情节，引起了观众的高度关注和争议。 　　当我试图琢磨这部戏透露的信息、特别是其中“离婚”情节的意义时，编剧赵冬苓女士向媒体披露的编剧意图，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多电视剧无论怎么闹最后都是复合，我觉得这是对人性的泯灭和压抑。剧中最后两个人离婚，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而且，她说：“这部戏有很明确的社会背景，从‘文革’结束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中的人也是在不断成长，不断得到解放。”因此，结尾“离婚写得并不残酷，简直像一场‘欢乐颂’，比他俩当年结婚还要热闹，情绪还要好。那场戏是在庆祝人的解放，每个人都自由了，蛮好的。”这样有关个人解放与社会进步的题旨阐发，有其合理性，相信也会引起不少观众和专家的高度共鸣，但我想说，它实际的意义蕴含远非这么简单，而可能更加复杂，并形成障谬。 　　在分析这种复杂性及其悖谬前，需要适当回到电视剧本身，看看它的吸引力究竟在哪些方面。首先应看到，故事编排具有吸引力。“文革”时代产生的“不般配”的婚姻，在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动荡年代到底能否存活下来，始终牵动人心。它高度浓缩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时代的风风雨雨及其在家庭关系和个人命运中的持续震荡，激发观众的同感、同情和同心。主人公张翠花与丈夫陈志的婚恋、离婚及再寻真爱的曲折过程，令不少观众寝食难安。陈志的同学马庆升与叶秀萝的感情纠葛，陈志与马庆升的同学情谊等，也都牵动观众。 　　同样，人物形象具有吸引力。特别是翠花其人，集中了乡村姑娘的直率、朴实、泼辣、执着等性格，也带着“文革”时代“铁姑娘队”队长的深切印记，还凝聚了当今商业气息越来越浓烈的中国社会对消逝已久的纯朴善良人格的想象、幻想和惋惜。她的性格和命运的刻画构成全剧的焦点，也是其主要美学成就之一。我们过去看过刻画以往革命年代人物故事的电视剧，多以男性主人公的粗砺而真诚品格打动人，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狼毒花》里的常发、《亮剑》里的李云龙等。当然，也看过描写知青生活的《北风那个吹》，里面有大队长牛鲜花（闫妮饰演）主动追求知青帅红兵（夏雨饰演）并导致多年的感情纠葛。但与牛鲜花的权力和控制力相比，翠花对知识青年陈志的欣赏及在他面前表露的无知无畏与热烈泼辣姿态，还有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都透露出前所未有的新鲜感。翠花与婆婆（王馥荔饰演）更构成一对知音。这对本来分别带着城乡身份印记的婆媳俩，在故事中却高度和谐一致，构成整个故事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平衡点，也体现了翠花与陈志的不般配婚姻在那个时代的某种合理性。对马庆升的刻画也写活了不惜手段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堕落过程，起到反衬陈志的正直、正义和包容等性格特点的功能。同时，翠花的父母也是一对刻画成功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很“接地气”，鲜活动人。但对理想人物陈志本人的刻画，却感到有些单调和不够生动。 　　还有一点需特别指出，结尾设计具有超强的创新度和吸引力。如果像此前若干电视剧那样，按照让这不般配婚姻最终转化成两情相悦关系的老套走，写到他们如何和睦地欢庆“金婚”，这部戏就没多大新意了。正是这个独出心裁的创新设计，让这部电视剧同此前其它有关题材的作品区分开来。翠花和陈志在儿子陈大志的鼓励下主动、幸福地离婚，确实体现了一种大胆和开拓。这个离婚典礼仿佛就成了两人各自去追求个性解放的欢乐仪式，让人感到不是痛苦地坚持而是洒脱地分手才是真幸福之所在。这种豁达和潇洒，确是对这些年电视剧中婚恋关系刻画的一次有力突破。 　　当然，这部戏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如写翠花数十年里没学文化、拒绝进步，这对曾在青年时代勇敢冲决传统观念而追求自主恋爱的翠花来说，显得过于简单化而又不合情理。她还和母亲一道去跟踪、盯梢、调查陈志的婚外情，更有点漫画化了。但总体看，这部戏的表现是具有吸引力的。通过这些富有吸引力的设计，这部戏、特别是它的结尾方式，到底传达了什么信息？难道就只是编剧自认的“进步”信息吗？ 　　我感觉，这部戏讲述了一个带有深刻的社会问题关怀和思想寓意阐发的故事。这里涉及的是关于“文革”时代的革命式婚姻在改革开放时代留下的苦果的故事。应当讲，落难的城里知青与无文化却根红苗正的村姑联姻，这样看似畸形的婚姻在“文革”年代却有其强烈的合理性，体现了一种互补关系。有文化而又有“家庭包袱”的知青陈志，其“社会资本”急剧下挫；而此时，无文化却又有政治优势的农村“铁姑娘队”队长翠花，其“社会资本”则迅疾上扬。如此，此消彼长，两人的婚恋关系好比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