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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会通历史实践与现代思考 　　所谓“会通”，我国古代文献最早见诸《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又，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可见，所谓“会通”，即会合疏通之意，谓宇宙万物通过不断地碰撞交流而推陈出新，得以生生不息。“会通”正是中华文化宏阔包容、积极进取、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翻检史页，古代中国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必首先肇始于深刻的文化革新，而这每一次革新又无不是首先由多元文化问的会通引发，会通推动着社会在不断创新中进步。 　　一、中国社会转型中文化之会通 　　梁启超言：“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中华文化的会通性在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中始终表现为主体特征。自第一次思想文化的大会通“百家争鸣”引发大一统体制的确立始，至近代兴起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两次大的社会转型均肇始于多元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整合。 　　第一次社会转型中确立集权体制的多族文化会通。春秋战国是我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轴心时期。此时期的多元文化在华夏大地上交融争鸣、互动会通，创造了璀璨、繁荣的发展局面。战国末，这种整合渗透，深入于文化、经济、政治等各领域，以诸子百家之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彼此博采精粹，求同存异，它们在长期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以几部重要的会通性文化成果《管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为代表，逐渐从理论层面完成了我国第一次社会重大变革前夕的文化整合，重构了兼容并包、大气宏阔的大一统理论体系。 　　第二次社会转型中走上民主道路的中西文化会通。近代社会的中国，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仁人志士们开始了近百年的文化反思与重建。从魏源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号召始，一大批宣传和介绍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文化成果涌现，如梁启超传播了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等人的学说，严复《天演论》、章太炎，邹容《革命军》等，使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进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高潮。孙中山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创新重构了深入人心的“三民主义”理论，而辛亥革命正是这种理论的充分实践。 　　历史证明，在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多元文化间不断会通融合成为文化能够确立和保持领先地位的根本方式。而这种继承创新的会通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它必然随着时代的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其内在的文化精神逐渐沉淀下来，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繁荣的基础。 　　二、《吕氏春秋》的文化会通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最重要的一部文化会通性著作，由当时诸学传人所撰，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共12卷，160篇，20余万字。它系统总结、整合了儒、墨、道、法、兵等各家学说，在诸子基础上提升和创新，围绕政治理论核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治国理论，形成了“天人合一”构想下的大一统政治理论体系。 　　1.对道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关于“道”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其宇宙观的基本理念：将宇宙本原称“太一”，但其内涵又从“道”的“无”发展为有形的精气之说，“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吕氏春秋·尽数》）。同时，它在老子宇宙观基础上将“天道”、“地理”、“人纪”三者密切相连，确定了宇宙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联系，“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吕氏春秋·情欲》）。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庄子典故，对其寓言的本义继承、发展和改造，表现出与庄子思想相反相成的特点。最为突出的是，全书贯穿着道家自然主义思想，将其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衍生出因顺、无为、贵公、尚信、养生等思想，体现了对道家文化的继承、超越与创新。 　　2.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吕氏春秋》对孔子推崇备至，对其言论、学说引用最多。据统计，《吕氏春秋》的160篇文章中凡叙述孔子故事或引其语录的共约33篇，如《博志》、《劝学》、《尊师》言孔子“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异用》篇引孔子以“杖”的不同喻贵贱、论亲疏，《不二》、《慎人》、《务大》讲孔子贵仁重道，《高义》讲孔子取舍不苟、无功不受禄，《慎大》讲孔子善于自持，不矜善伐能，《精谕》、《察微》赞孔子知人深、观化远，《安死》讲孔子以诤言救过，《举难》讲孔子权变以立功，等等。此外，对孔子的弟子曾参、子贡、子夏、子路等引述亦繁。《吕氏春秋》书对儒家思想的汲取主要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