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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中国地级市实证研究 　　[摘 要] 本文采用中国地级市的数据，对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是决定公民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而改进公共服务绩效是提升公民幸福水平的关键策略。研究还发现城市规模和居民经济收入同公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说明规模较大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的公民幸福水平较高。论文对研究结果的意义和启示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 公共服务绩效；政府绩效；公民幸福感；地级市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2-0104-06 　　公民幸福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结果表现，也是政府治理的主要价值追求。[1]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升，以GDP为核心的经济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已难以适应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将眼光转向公民幸福。[2]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在经济增长维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公民幸福感却未能随之有效提升，以至于学者们将其命名为新的“中国之谜”。[3]2012年联合国发表的《世界幸福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在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2位，公民的幸福水平很不理想，而如何提高公民的幸福感亦成为各级政府治理的关键任务。[4]在国家和社会的大力倡导下，衡量和提升公民幸福水平日益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课题，“幸福江阴”、“幸福广东”等口号的提出即是其典型代表。对中国城市的调查显示，各地公民的幸福感差距较大，而经济收入并非其主要决定因素。[5]为什么有些地区的公民幸福感较高，而另一些地区的公民则感到不幸福？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是本文期望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一、研究述评与假设 　　（一）研究述评 　　围绕公民幸福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两类研究，一类研究关注公民个人层面的因素，如性别、年龄、就业、收入、宗教信仰等，另一类研究则考察社会层面的因素，如经济政策、社会稳定、政治制度等。[6]目前关于中国幸福感的研究也大体类似，主要从上述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特别是以个人层面的研究居多。[7]传统研究通常认为公民幸福是公民个人特征的函数，如个人的性别、年龄、工作稳定、社交网络、办公室关系、薪酬、相比经济收入、工作时间、精神状态、身体健康、家庭稳定、婚姻状况、工作保障等。[8]但公民的幸福状态并非真空存在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公民幸福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制度和政府作为，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将“幸福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施政目标。[9] 　　经济学者们研究了收入、失业、通货膨胀、制度因素（如民主参政）等对公民幸福的影响，但目前有关政府制度对公民幸福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直接民主制和联邦制，而对其他重要政策和制度缺乏研究。[10]最近的两项跨国研究发现，国家治理质量和政府绩效是决定公民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11]，而政治自由度和政府腐败等对公民幸福也同样至关重要。[12]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国内各地区、各层级的差异堪比国家间和地区间差异，而深入国家内部考察地方政府绩效对公民幸福感的影响，就显得至为重要。政府绩效对公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在地方政府层面也同样存在？政府绩效究竟如何影响公民幸福感？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实证检验。 　　本研究采用中国地级市的经验数据，旨在对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解释政府作为与公民福利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为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证据。 　　（二）理论阐述与假设提出 　　公民的幸福与否并非单纯的私人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的大问题，因为当多数人不幸福时，社会的系统性问题便日益凸显。[13]“无论对一个已逝年份的评判，还是对新的一年的期盼，以人的幸福感作为标尺，明显优于其他的指标”。[14]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tiglitz领导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我们的测量体系将其重点从测量经济生产向测量人民幸福的时机已经成熟”。[15]也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将公民幸福作为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南亚国家不丹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引入“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构建了善治与民主化、稳定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文化保持等四大支柱指导下的72项具体指标，用其取代GDP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在公民幸福培育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近些年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将幸福指数纳入政治目标。[16]我国的许多地方政府（如江苏江阴、四川遂宁、广东等）也建立了幸福指数并将其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推动政府官员建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