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蔡楚生大众化导演理念.docVIP

谈谈蔡楚生大众化导演理念 　　[摘 要] 蔡楚生的导演理念集中体现为大众化。他的影片以下层民众及其日常生活为题材，塑造了一大批普通民众形象；影片在艺术手法上借鉴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技巧，更便于大众欣赏；影片还追求浓厚的喜剧风格，为普通观众所喜闻乐见。蔡楚生电影的大众化蕴涵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充满了批判精神，这也使其与当时流行的大众化的商业通俗片有了一定差别，而获得了持久的高票房。这种大众化导演理念值得当前影视片借鉴。 　　[关键词] 蔡楚生；大众化；导演理念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导演之一，蔡楚生执导的影片《渔光曲》《都会的早晨》《一江春水向东流》票房极高，究其原因，与他坚持大众化的导演理念，同时将大众化与人文关怀结合起来不无关系。 　　一、题材、主题与人物方面的大众化 　　蔡楚生将自己的观众定位于数量众多的下层观众，这使他将执导的目光投向下层社会、着力塑造底层人物，因而他的影片追求题材与主题的大众化，因而其影片也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蔡楚生曾经给他的电影观众做过一个定位。上海的电影院分为四等，因而观众也对应分为四等，这四等影院分别是专放外国片、票价很高、装置很漂亮的头等戏院，放映国产片里的头等片的二等戏院以及设备简陋、位于巷口菜摊等处的较为破烂的三等、四等戏院。其中，头等戏院只有两三家，二等戏院大概七八家，而三等戏院二十来家，四等戏院则到处都是。四等戏院的票价很便宜，一毛到两毛钱即可，看的都是劳苦大众，学生、职工、店员等大众阶层。因此，蔡楚生将他影片的观众定位为三四等戏院的观众，他创造的主要不是“高级点心”，而是“大饼油条”，供数量众多的下层民众观看。 　　为了吸引下层观众，他首先将导演的目光投注到下层社会，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下层社会群体的痛苦。在1932年之前，他执导的《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还侧重于表现小知识分子式的伤感，而在接受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批评之后，他将自己的创作路径转向反映下层社会的苦痛上，正如他在《会客室中》一文中说：“由于这两个盲目的制作接触到现实的‘碰壁’我清醒过来了…???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1]这种导演理念在其影片创作中得到了贯彻，《渔光曲》反映了外国资本入侵渔业给当地渔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渔民外出流浪的苦难；《都会的早晨》反映了下层社会的拉车、建筑等下层社会的艰辛生活；《迷途的羔羊》则反映了一群少年被兵匪毁掉家庭后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苦难。此外，在反映下层社会生活时，他更是追求一种不加掩饰地、尽量真实地再现，以此尽量接近大众的实际感受，《迷途的羔羊》正是这种导演理念的结晶。蔡楚生看到了前苏联描写改造流浪儿童的小说《表》，试图将该作品直接改编成电影，或将原著情节变成发生在中国的流浪儿童故事。但经过反复斟酌，他发现了当时的前苏联与中国实际情况并不相同，中国国统区的流浪儿童，不可能得到像前苏联那样的社会关怀与教育，如果照搬原著情节，让中国流浪儿也有教养院进，最后改造成出色的新人，这样导演既是粉饰当时社会现实，也同大众的实际感受大相径庭。因此，他放弃了原来的改编想法，而决定创作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流浪儿童悲惨命运的影片——《迷途的羔羊》。这种再现使得影片起到了强烈的教育作用，席耐芳在评论中认为：“赤裸裸地把现实的矛盾、不合理，摆在观众的面前，使他们深刻地感觉社会变革的必要，使他们迫切地找寻自己的出路。”[2] 　　其次，他将导演的目光投向下层社会人群，塑造了一大批形象鲜明的下层人物形象。正是他将再现下层社会生活作为导演理念，塑造形象鲜明的下层人物便顺理成章了。《都会的早晨》中富贵不能淫的下层建筑工人奇龄、《渔光曲》中命运坎坷的小猴和小猫、《迷途的羔羊》中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小三子以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痴情、质朴、忍辱负重的素芬等，都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下层人物。当然，蔡楚生也将导演的目光关注到了当时受压迫、受摧残更加严重的女性身上，既通过素芬式的旧女性来表现她们身上中国旧的传统道德的重负，也以新的女性形象来号召其觉醒，正如他谈到《新女性》创作意图时所说的：“创作这部影片的意图，是想通过一个妇女的被迫害被摧残的一生，来揭露社会的黑暗统治，和不调和的阶级矛盾，同时也歌颂了觉醒的劳动妇女，用一个比较健康鲜明的女工形象，来昭示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斗争的前景。”[3] 　　二、艺术手法的大众化 　　蔡楚生一直主张影片要有娱乐性、趣味性和欣赏性，影片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要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因此，追求艺术手法上的大众化也是其导演理念之一。 　　首先，蔡楚生将自己的观众定位于普通大众，早在30年代他就说：“我们假定有两个作品：一个是线条单纯，写法严肃，而有百分之百的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但他的观众只有百分之二十；另一个是内容丰富，异趣横生，虽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正确性，倒却能获得百分之百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