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中国古代的秘书体制.docVIP

简谈中国古代的秘书体制 通常所说的秘书，是受首长主管之命而工作的，主要承管文书、翻译、抄写以及一些事务性工作的人员。这里所讲的中国古代秘书体制，则主要是指在国家机构中承担政治信息管理的人员、机构以及工作制度。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王权专制，以分封贵族为主体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体之下，君主通过誓、诰、命、训、令等方式来行使权力，用召、使、告、呼等形式来传达君主的命令。随着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同的方式逐渐用于不同的政务。如“誓”用于军事，“诰”用于申诫，“命”用于命官任职，“训”用于指导，“令”用于日常事务，都是君主对下所采用的命令方式。不同的命令方式，采用不同的传达贯彻方法。例如，“召”是用于有一定地位的宗室贵族和诸侯，“呼”是用于臣下，有驱使之意，“使”是君主派出传达各种命令的人，“告”是告知，多用于祭祀和诸侯方国。君主还有权召集诸侯在指定的地点集会，运用君主的权威来申明自己的意图，迫令和诱使诸侯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上述行使权力方式和传达贯彻的方法，是严格按亲疏远近和尊卑等级加以区别的。君主的政令直接出自君主，但大部分是通过臣僚辅助形成的。直接参与并负责保管政令文书的，在商代有司理、典册、册命，辅以贞、卜、史、巫观。甲骨金文中有“作册”和“称册”的活动记载。从现存的数以万计的甲骨契刻来看，作册、贞人等主管书写、贞卜，又负责保管图书典籍。王国维著《释史》说：“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由于“史”在国家政治决策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在西周出现了太史寮这样专门主管宗教祭祀及文书册命的机构，并成为君主的重要辅政部门。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体制向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转变，出现了官僚制度。这种没有世袭、带有雇佣关系和臣仆性质的官僚制度，使君主的地位日益突出，权力扩大，形成“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掌其事”的集中权力于上，在君主制约下分权于臣下的局面。与此同时，在“官分文武，王之二术”的分权制约的理论下，文官的地位不断提高。而作为君主五官和首脑的顾问、侍从、秘书班子，由于控制着政治信息，其作用日益显著。因此，位列百官之长的文官丞相“要百事之听，以饬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实际上是君主的秘书长；而专门掌记事、典籍、档案的御史，逐渐设府，成为既辅佐丞相，又掌校对文书典籍诏令，监察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的监察和秘书机构，成为君主的腹心和耳目。从秦统一中国至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然而，全国政务纷繁，必须由大大小小的官吏层层分职来处理。这样，君主要掌握全国军政情况，并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来下达政令，就必须建立和健全一套上下有序的承传制度，以保证各种信息和政务及时而准确地上承下传地贯彻执行。君主一般是通过宰相和百官行使权力，再使用自己的侍从、机要秘书机构来直接贯彻自己的意图，有时越过宰相而径行处理具体事务，并以监察作为补充。各官府之内部设有一些司文薄、理众事的具体工作人员，称之为“吏”或“史”，分管官府内各种事务。早期的“吏”、“史”，多由长官辟署，虽纳入国家定员编制，却与私人秘书无异，具有主从关系。隋代以后，海内一命之官都由中央任命，一些主管具体文案工作的吏变为低级官员，经过考课可以升迁；一些则成为师承家传的职务，在地方上分管各种文案，俗称“书吏”。这些吏通文案、习法令，多由本地人充任，熟悉民情事故，虽无决定政事之权，却往往能左右长官的意志。由于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君主专制，因此，其秘书体制是在不断地提高君主控制权力，加强和维护长官意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达到“大权独榄，小权分散”的政治效果，古代的秘书体制基本上包括下列要素：（一）建立固定的秘书机构，规定秘书人员的职权范围。在《周礼》一书中对“府”、“史”的人数和权责就有详细的规定。至秦汉时，各开府的长官署内均设有主簿、录事、记室、掾史等文秘人员，分管各种文案事务。此后，国家各职能官署内均设有主事、录事、令史、书令史等员，分管本官署内的文案事务，并且详细规定有关人员的权责范围，使秘书机构纳入国家规范。（二）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确定秘书人员的工作规范。《云梦秦简》中的重要文献《为吏之道》，曾提出封建官吏的行为规范，要求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等“五善”；避免夸以世，贵以泰，擅制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等“五失”。有关规制性的法规，经过历代王朝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律、令、格、式为基本内容，以典、敕例、则例为补充的法规体系。所谓的律是正刑定罪的刑法典，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