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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共同体建构如何可能 　　【摘要】解决中国社区建设的行政化问题，关键是回归社区的本来意义，把社区建设的目标直接指向建设社区生活共同体，使社区建设的功能、价值和意义从国家治理回归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开展社区睦邻点建设的成功案例，提供了一种通过开发邻里社会资本和睦邻文化资源培育居民自组织，自下而上建构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新经验，有助于回答建构社会化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如何可能的问题。据此，新一轮社区建设应注重从社区自然秩序和邻里生活交往的现实需求中寻求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按照政社分开原则，改变政府的行政干预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使政府权力淡出社区组织的具体过程，主要使用政策杠杆进行居民动员，并对居民组织加以规范、引导和扶持。 　　【关键词】 社区行政化 社区自组织 生活共同体 社会资本 　　如果从1993年启动城市社区建设试点算起，中国的社区建设已经走过20年。在这20多年中，社区建设一面建构和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一面改革和创新基层治理体系，从改善居民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两个方面牵引着社会建设与进步。但与此同时，中国社区建设的推进主要依靠党政力量的强力主导和大规模资源投入，社区建设的实践过程因而主要表现为一个政府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实现社会再组织的过程，社区行政化成为社区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社区行政化既不符合社区作为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来意义，也背离了社区建设“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1]，从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的初衷。社区行政化抑制了社区的社会化活力，自然令人担忧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嘉定镇街道的睦邻点建设从开发邻里社会资本，动员和培育居民草根组织做起，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地建设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新经验，可为探索社区建设的社会化路径提供多种启发。 　　一、路径转向：寻找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 　　解决社区建设的行政化问题，关键是回归社区的本来意义。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概念暗含的是政府权力的淡出，社会能力的提升，体现的是社会的自助、自主、自治，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发展责任的共担和社区发展成果的分享。[2]然而现实的挑战在于，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真正具备自治功能的社区并不存在。面对传统社会组织机制瓦解、居民社区意识淡漠和基层社会的无序，社区建设首先面临着社会主体缺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首先由政府充当推进社区建设的责任主体，是一种必然而无奈的选择。既然社区建设是一项国家策略，那么就必然存在政府的介入和主导，问题仅在于政府介入的方式以及主导的程度。 　　就此而言，社区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城市社会转型初期所需要的社会重组机制[3]，因而我们也需要对党政主导推动的社区建设模式做出更为全面和准确的分析。从理论上说，面对市场经济拓展出来的基层社会发展空间，究竟是由政府先行培育社区功能再进行民主建设、社会建设，还是与社会自主发育同步进行民主建设、功能建设，实际上只是一个路径选择问题，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化，两者可以殊途同归。从实践中看，由于过多承担社会性功能而不堪重负，上海街道一级的党政组织并不缺乏培育社会组织的动力，而社区中活跃着众多自组织性的居民文体团队，也可以视为社区社会化发育的潜在社会资本。 　　随着政府自身的能力和资源约束日益显露，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动力也就日益增强，政府主导社区建设的着力点必然从注重社区功能建设转向注重社会能力建设。2009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的若干意见》不仅重申了建设社区生活共同体的目标，而且规划了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重要措施。这些意见的基本着眼点是调整街道党政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充分激活和培育社区各类组织要素，形成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因而反映了在社会发育的新趋势、新要求不断增强，政府转型、体制转轨的压力不断增大的现实情景下，政府对社区建设路径进行的重新选择。 　　把社区建设的目标直接指向建设社区生活共同体，核心要义是使社区建设的功能、价值和意义从国家治理回归到居民的日常生活。社区本身就是居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回到这个领域，才能找到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确立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责任与社区自治责任之间的平衡。从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寻求其从居民生活出发建构地域性社会共同体，其指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作为社会组织形态的共同体。传统地域性共同体本身即是社会人聚集形态的一种类型。现代社会以人群的分化和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现代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应当基于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培育多样化的组织，通过多样化组织之间的交叉、联结与合作体现出地方性社会共同体的内聚性和有序性。二是作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