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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暖过手轻轻碰触患者身体 　　你与病人相处的过程， 　　就是与他共同走完精神成长的过程；你此前帮助他所获得的 　　内心坚强与精神升华， 　　其实是你自己的坚强与升华。 　　最后，你不仅有可能摆脱人生中 　　不能承受的死之恐惧， 　　还得以克服负面情绪的纠缠。 　　医学既是一门“最人文的科学”，又是“最科学的人文”。本文为汪涌豪教授在上海瑞金医院发表的讲演，探讨医生如何以人文关怀带领患者向死而生，超越恐惧，实现精神上的共同成长。对改变当下市场化的医疗环境，增进医患沟通，缓解医患矛盾，回归医学的人格本位有所启发。 　　死问题，最能体现医学的人文属性与医者的人文关怀，当然，也最能反映人文精神的全部特性与意义。 　　在经验世界里，中国人从来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重，但提升到抽象的领域，又多持“未知生，焉知死”的态度，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但不展开深入讨论，还好将彼岸的一切归诸天命，以知命为君子。 　　相比之下，西方人似乎更热衷于探究这个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过：“死与活着的人无系，因我们生时，死不存在；当死来时，我们又不存在。”一直到当代，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仍称“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这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还催生出关于死亡的哲学，如柏拉图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人只有彻入生死，才能找到自己。但我们尤须体认这一判断的另一重意思，那就是它还意味着，只有借助哲学的自省与反思，人才能勘破生死。这里就有了人文的思考，并让人看得到先哲的人文视境与关怀。 　　由此中贤西哲的训教，再借助昌明的科学和人自身的理性，我们就能体认，其实死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人必须经历的真实生活。没有死，人一切的开始都没有意义。就像一场盛大的马拉松，倘不设终点，任何伟大的出发都谈不到意义。 　　死又是人最好的导师，让人得以认识善恶互杂的人性原相，并从“自然的存在”走向“自觉的存在”。这样当死到来，人就能平静地向亲人托付，跟朋友道别，并对过往的一切心怀感恩。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不仅是生之目的，还让人学会如何变“经过生命”为“活出生命”。 　　最后，死亡还是一种真实的激励，为人生划出界限，催人善加把握，做有意义的事情。故可以说，正是死赋予了个体存在以更丰富的内容，并为其提供永在的可能。看看我们身边那些遭受过无数苦难挫折的人，反而对生命有更深彻的理解。所以，死亡对人的启示和激励其实是这样的：任何时候，你都不应该等到死神来敲门，才着手过长久以来就想要的生活，许多事，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去做。 　　如果一个医者也能这样理解死亡，就有可能获得一种高上的人文视境，并从内心焕发出对病人真切的关爱。诚然，医生时时面对生死，很容易变得麻木。尽管如此，仍没理由忘记死之于生命存在的意义，忘记自己也置身在这个必然的流程中，只有有限的生命，并时刻受着死神阴暗的窥视。而当你将自己放置在这样的流程中作人文思考，就比较容易明白，有时医生的价值并不全在救死扶伤。 　　尽管现代医学进步迅速，但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治愈的疾病仍是少数，更多的不但无法根治，连发病的机理都不清楚。当其时，医生能给予病人的，就只能是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安慰。如果再进一步，你还能助成他有限生命中对夙愿的了解与理想的实现，那就更完美了。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有时对一个晚期重症患者，最符合人文关怀的救治可能不是费尽财力，而是姑息治疗，最大程度地维护其生命的安详和尊严。与病人同休戚，对病人及其家属施以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安慰，其实都需要一种超越客观判断之上的深切关怀。死亡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事情。在此过程中，如果你有高上的人文视镜，有发自内心的人道关怀，就会觉得很多时候，病人才是自己的老师，经由他生命的终结，你看到了自己生命最真实的预演，懂得什么是蒙田所说的“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由此，你与病人相处的过程，就是与他共同走完精神成长的过程；你此前帮助他所获得的内心坚强与精神升华，其实是你自己的坚强与升华。最后，你不仅有可能摆脱人生中不能承受的死之恐惧，还得以克服负面情绪的纠缠。 　　有鉴于此，我们不认为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放弃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沉思与人文体验，就其所要达成的医术高度和医技境界而言，有没有这种沉思与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死亡不只是病人必须面对的考题，它还是一道医学考题，更是人文考题。 　　美国学者佩里格利诺称医学既是一门“最经验的艺术”与“最人文的科学”，又是“最科学的人文”。确实，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尽管不属于二者中任何一方，但包含了二者的许多特性。上世纪70年代，随生物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注意用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相结合的综合医学模式，将现代医学的服务目的由单纯的疾病诊治，转化提升为对身心的呵护。加上病人权利运动和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在全球范围的开展，医学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