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刑罚处罚检察机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规范路径.docVIP

非刑罚处罚检察机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规范路径 　　[摘要]检察机关应当对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刑事适用进行理性创新，探索能够有效且深度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规范路径。在建构独立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的基础上，创设公司犯罪检察监管机制，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预防经济犯罪的法律专业能力。有必要完善对间歇性精神病犯罪人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犯罪人的非刑罚处罚机制，优化对社会特殊人群的针对性管理。经济社会管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要求检察机关对犯罪人的非刑罚处罚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方法体系。 　　一、概述 　　以法治原则为导向的社会管理创新，因其具有明确的规范性，更能为社会管理主体所准确适用，也更能为社会公众所认同。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作用，其最为基本的法治规范依据显然应当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但是，由于刑事法律主要是以刑罚措施惩治与震慑犯罪行为，“控制”属性占据了检察职能的重要方面，“管理”属性不甚明确。刑罚的规范强制性或控制性，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检察机关以现有的基本法律规范为依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定位。 　　然而，刑罚控制并非检察职能发挥的唯一规范内容。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可见，我国《刑法》明确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处罚，作为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刑事处罚措施，而这些非刑罚处罚措施具有明显的管理属性。由于在检察实践中一般强调刑罚措施的应用，忽略了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范适用与理性创新，导致检察工作弱化了以明确的《刑法》规范为根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发挥。 　　应当看到，在当前的检察工作中，检察机关通过适用相对不起诉对有关犯罪人进行非刑罚处罚，其案件类型集中在轻伤害犯罪案件、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等，极少数情况拓展至知识产权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的适用范围仍然比较狭窄。同时，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仅可适用于自然人，不能适用于犯罪单位。但是，司法实践中部分单位实施了轻微的经济犯罪行为，实际上也有必要通过非刑罚处罚的方式进行处理，以求更好地实现对单位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规范管理，但由于法律规定的非刑罚处罚适用对象具有局限性，检察机关无法进行适用。正是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上述非刑罚处罚方法，在适用方式与内容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且无法结合具体案件特点与行为人人格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非刑罚化刑事适用，导致检察实践中较少采用甚至是虚置非刑罚处罚。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方法进行理性创新，更为全面且有效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 　　二、经济犯罪检察监管：深度参与社会管理的非刑罚处罚制度创新 　　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应当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但有必要进行区分，选择经济犯罪中社会危害可弥补、犯罪人及犯罪公司可矫正的案件，适用非刑罚处罚，节省经济犯罪刑罚处罚所需要的资源及成本。创新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机制，建构经济犯罪检察监管制度，在检察环节对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并附加强制监管这一非刑罚处罚措施，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经济管理的法律专业能力与特长。 　　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的实体性法律效果必定是对涉嫌经济犯罪的公司及主要负责人员免予刑事处罚。理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经济犯罪适用轻缓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有宽容甚至纵容经济犯罪之嫌。[1]其论证依据主要为：涉案公司或者自然人通过认罪且支付赔偿获取相对不起诉以及免予刑罚处罚的实体处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以经济补偿代替刑罚的刑事司法处遇倾向，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相对不起诉放弃了实体定罪机制，而免予刑罚处罚的适用放弃了刑罚处罚的强烈震慑功能，有可能成为大型公司以及相关自然人主体在实施经济犯罪之后逃避刑事责任的途径，从而弱化或者扰乱刑事法律体系追究公司与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实体基础与程序运作。当然，理论上也有观点支持对经济犯罪的轻刑化、非刑罚化处理。[2] 　　笔者认为，部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能够拓展非刑罚处罚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充分发挥检察权对实然经济犯罪的遏制作用与未然经济犯罪的监管作用。而后者正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规范路径。 　　检察机关办理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必须重视指控犯罪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起诉或者定罪适用刑罚后的公司强制关闭、雇员失业等附带性结果，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检察机关必须积极考虑利用非刑罚处罚这一缓冲机制，有效解决经济犯罪行为责任问题与刑事司法行为社会成本管理问题。相对于起诉经济犯罪或者直接判处巨额罚金刑而言，相对不起诉肯定是一种相对轻缓的非刑罚处遇程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