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改委”前世今生.docVIP

“体改委”前世今生 　　人们期待的改革，需要放权让利、转变政府职能和破解既得利益群体，1982年3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 呼之欲出。 　　体改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它为何成立，又为何消失？它所承载过的那些人和事，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 　　“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 　　在经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该小组领导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预备期后，“体改委”成立。当时五届全国人大决定：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国务院成立体改委，由总理兼任主任，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到1990年8月，除1987年至1988年由李铁映担任主任外，一直是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体改委‘志在改革’。”曾于1990年至1993年担任体改委主任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曾撰文指出当时对这一新部门予以“高配”的原因：“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 　　曾于1985年至1993年担任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当时则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改革难度很大，改革要冲撞部门利益，靠部门自己改革不现实，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 　　1982年4月，被撤销的机械委大批人员进入国家体改委。原本担任机械委主任的薄一波，改任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高尚全也于同期被调入。 　　不久，体改委先后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随后各个部门学者型官员集中到这两个部门。“这批人当中包括吴敬琏、杨启先、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华生等人。”高尚全如数家珍。如今，这些名字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几次重大“突破” 　　说到体改委，有必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体改委存在的18年中，是中国改革大放异彩的时期，尤其是80年代中早期，可谓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学界一般认为，80年代的中国改革实现了三个飞跃：1978年底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商品货币作用；1984年到1987年十三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市场体系；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而体改委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体改委是思想碰撞、交锋最激烈的地方，甚至是众矢之的；也是国内国际人士寄托了最大理想，期望最高，最感兴趣的地方。似乎中国的奇迹，将从这里发生。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在沙市、常州、重庆等市做实践，同时要求：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步伐；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开放市场，搞活流通；探索城市新的计划管理体制，完善市领导县的新体制，增加一批改革试点城市等项措施和建议。 　　商品经济艰难形成共识。在80年代初，人们害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变成资本主义，因此商品经济形成共识经历了艰难的磨合过程：1980年，体改办《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经过多次商议，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计划与市场关系看法的突破。1990年10月，在改革被质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风口浪尖上，陈锦华组织编写了名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内部材料。当时由于情况特殊，通过机要渠道，直接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各寄了2份，没敢送给别人。 　　其中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几条原则：第一，从正面提供观点和信息，不批评、不指责任何人；第二，用事实说话，观点隐含在事实中；第三，所有的事实、引语都要有可靠的出处，保证内容准确；第四，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尽量让决策者看出材料中隐含的结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推行股份制改革。紧接着体改委主张搞股份制，这是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1984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受到的启发，报告对198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作了一个分析，说最好是借鉴股份制，搞好了也不违背公有制原则。 　　1992年5月，体改委等五部委下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总算有了个正式的说法。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出任证监会首任主席，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傅丰祥出任副主席，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李青原出任证监会国际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