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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看中国传统设计意象思维 　　汉字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从古传承至今，对中国社会的变更，对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汉字思维是意象的，设计思维属于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创造性思维，在汉字思维的影响下呈现出包容、兼并、诗意的特点，它不但对设计的结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设计过程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中国文化是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多元一体文化，而其中的中国传统设计文化则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高度结合的文化，也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由于中国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执政者的不同而有其复杂性，中国各历史时期、各民族相互影响、共生共荣，铸造了中国兼收并蓄的综合性文化。因此，简单的设计思维和图形无法表达不断扩大的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只有运用意象的表现方法才能解决这一复杂问题。 　　而就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古代文字来看，无论是曾经辉煌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还是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都只是作为记载人们思想、精神的载体而存在。杨振宁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熊秉明则更一步强调：“汉字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在中国的文化中，文字的价值明显有别于语言，在很多方面也超过了语言，在中国人心里，文字更成为精神的家园和生命的栖息之所。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传承而来的汉字，不仅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而且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即汉字文化。这种独特的汉字文化的代表，即汉字，与欧洲的各种文字根本性的不同在于，汉字并不是单纯地记录语言，而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独立的表意系统，即汉字与思维直接发生关系。 　　一、以传承的名义 　　中国远古的先民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天地万物，首先是“包罗万象”的设计思维。西汉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学说提出了全方位的宇宙图示，将天、地、人和四方各族关系归纳到大一统模式中去，这一点在中国传统设计中有很多体现。例如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概念影响下，城市的设计与住宅的设计都秉持以正方位的方格或长方格来进行规划。以北京故宫为例，皇宫的建筑是按照南北中轴线进行排列的，南门为天安门，北门为地安门，东门为东华门，西门为西华门；又于北京城四周分设天、地、日、月四坛。其次，除了以宏观表现为主导，微观的精细表现也不容忽视，这是“由小见大”的设计思维。例如苏州园林的设计，从细微的角度去设计、布置，其中的小亭、回廊、包括假山石水，无一不精。 　　“包罗万象”与“由小见大”相结合的设计思维，是经过多次复合拆解和反复锤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这一点，从中国造字学中就能看出。从汉字的造字程序来看，“六书”乃汉字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六种造字方法。六书：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形声。从这个方面，不难看出汉字与思维的直接关系。人的思维首先是由大脑接收到的信息所构成的，这就说明思维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现实物质才能够产生和存在。而汉字之所以能成为思维的载体，就是因为汉字并不需要进行思维重构，而直接表达意思，在这一点上，它甚至与思维本身也具有相似性或一致性。再者，由于汉字造字法的根源是象形，所以在最初的汉字符号中，字形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有着直接的相似性和同构关系，二者是一致的。从汉字造字方法中的“象形”与“会意”可以看出，“象形”为小，由“形”取“意”，正体现了中国传统设计“由小见大”的设计思维，而“会意”为大，汉字所表达的意思包罗万象，将万事万物浓缩在方块形的汉字中。 　　二、汉字的“天机” 　　“象”的确立是以对自然的全面观测为依据的。它包括了真象、假象、虚象、实象、表象、意象等。所谓“象由心生”，它是含蓄的，深远的，瞬息万变，捉摸不定，留有余味的。它不是如“形”那么清晰，直观，肯定，逼真。“象”从自然“形态”中转化提升出来，既是整体之象，又极不确定，充满变化。字象也是如此，“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字象包含了汉字的形体之象和意义之象。形体之象就是“象形”，即凭借线条将实体抽象后所得的结构，而意义之象则是包含在形体之象内所表达的深意，也就是所谓的“物象”。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似的关系，它们都围绕着“象”来展开，但却存在着一定的错位现象，即言此意彼。例如“好”字，从形体上看即一女一子，而从意义上看，即可以理解为，女子有了孩子就是好；也可以理解为男子有了妻子和儿子就是好。所以说，在这种字象与物象的错位中，人们往往可以添加进主观的动机和意图，这也使象本身具有了丰富的形式和蕴含。 　　在汉字的象思维中，象形是汉字的基本特征。其实汉字的象形并不是对事物真实的描述，而是选择事物最本质的特征，将其抽象出来直接表现隐藏在对象表象之下的本质。因此，汉字是对事物简化和抽象后的结果，而抽象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透过现象洞悉事物的本质，重点在于在抽象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主体的“意图”，也就是主体对事物的理解和意志。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