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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缺失和寻找 　　摘 要：对“安全感”的需求是人类的本能，从白先勇的作品可以看出，“安全感”并不仅仅来自一个具体的“家”，而是一种鲜明的情绪、情感诉求。论文主要以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为中心，探究白先勇笔下人物“不安全感”的表现，并对他们产生人生“不安全感”的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白先勇； 安全感； 家； 《孽子》 　　白先勇是华文文坛一位极受重视的文学家。迄今为止，他旅居海外已40多年。如今，高龄的白先勇频频往返于大陆、台湾和世界各地，特别是近些年白先勇多次受邀访问他的出生地桂林。许多媒体对于白先勇的桂林之行，纷纷下大标题称其为“回家之旅”。然而，对白先勇来说，“家”究竟在哪？ 　　白先勇是前国民党将军白崇禧的第五个儿子，1937年出生。那是“七#8226;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可以说是生于忧患。白先勇7岁时，经医师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日本投降后，白先勇迁至上海和南京，小学就读于南洋模范小学。1948年白先勇又迁居香港，就读九龙塘小学及喇沙书院。随着国共内战的失败，白先勇又于1952年移居台湾。由于白先勇曾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于是，在1956年建国中学毕业后，他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乃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1965年，白先勇在美国取得艺术创作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从此在那里定居。 　　从白先勇青少年时代辗转流离的人生来看，对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家”的安全感，他似乎很难拥有。也许正是如此，白先勇缺乏对一个具体的“家”的确定认同感。在1967年接受《幼狮文艺》的采访中，白先勇就被问到关于“家”的话题。他回应说：“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1]可见，白先勇所谓的“家”，也许不是任何具体??地理所在，也许是一个能给他身体和心灵“安全感”的所在，或者是文化，或者是生命感觉。 　　可以说，对于“家”的渴望、对“安全感”的需求是人类的本能，白先勇也不例外。因此，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也可以理解为他对生命某种“渴望”的延伸――对“安全感”的渴求。通观白先勇小说，可以发现这是他小说一种鲜明的情绪、情感诉求。这种对“安全感”的渴求，在他作品的人物世界中不乏线索。例如，《台北人》中那些“身”在台湾却一心沉溺于过去（大陆）辉煌的老兵、舞女、将军；《纽约客》里拒绝融入异国文化的大学教授、风华绝代的留学生；《孽子》中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同性恋者。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中，不难发现，他们所认同的有“安全感”的世界，有的存在于过去，有的存在于难以抵达的空间，有的存在于社会伦理无法认同的未知处。但他们都缺乏“安全感”，因为“缺乏”，所以“寻找”。白先勇作品中那些寻找“安全感”的人们，有的成功了，有的妥协了，有的被这个不安的世界吞没了。 　　本文主要以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为中心，探究白先勇笔下人物“不安全感”的表现，并对他们产生人生“不安全感”的原因加以分析。 　　一、成为少数人的恐慌 　　传播学中有这样一个理论――沉默的螺旋，即人类社会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观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就会形成舆论。舆论在政治事务和其他许多问题上对普通社会成员构成心理压力，进而影响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行为。而选择与处于优势的舆论不同的立场和行为方式，将可能导致个人在社会中被孤立、被排斥。因此，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一般会自信地表达这些观点；然而，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只与少数人类似、相同，那么他们将会谨慎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沉默。在这个过程中，强势观点被不断强化，弱势观点不断失去话语权[2]。在白先勇许多关于“同性恋”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同性恋者”就是这样一群被主流社会孤立、排斥而无法拥有话语权的社会边缘人。 　　在《孽子》中，阿青因为和主流社会不同的性倾向，而被迫离家出走。在“同性恋”生活方式无法得到认同的主流社会里，他不仅不容于学校，而且不容于家庭亲人之间，人生倍感孤独。阿青只得和一批同样无家可归的同性恋青年，流浪到台北新公园，建筑了他们自己的小王国。在他们原来的生活轨迹中，突然有一天他们认识了真实的自己――他们将是不容于正常社会的“异类”。但他们依旧渴望有人诉说、有人理解、有人关爱。但是生活没有给予他们认同，他们被放逐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影子，开始狂热地追逐，绕着那个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