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上一曲缅怀贺龙元帅歌.docVIP

献上一曲缅怀贺龙元帅歌 　　贺龙元帅离开我们43年了。多年来，我经常追忆曾与贺老总两次见面的经历，既感喜悦又含心酸。 　　1959年7月，我作为山西省摔跤运动员，赴津参加《交流取经切磋技艺邀请赛》。赛事结束启程回返时，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北京正在兴建一座宏伟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在即的首届全国体育运动会将在此隆重举行。难以抑制的兴奋驱使我偕同十几名山西运动员取道北京前往观摩。体育场位于北京东郊，设计规模可容纳十几万观众。我们抵达现场时工程已进入煞尾阶段，许多建筑工人正在紧张而有序的忙碌着。三五成群的游客四处驻足引颈观瞻。刚步下看台，只见河南省摔跤运动员申少山正玩着一个10多公斤重的石锁，石锁光滑水润。地上还放着一个背囊，知是他随身所带之物。申少山的功夫不错，动作利落精巧，身后活儿挺多，不足的是石锁太小了点。就在这时，我偏眼一瞅，看台西侧下方正在施工的平房里摆放着几十个石锁、石墩，近前一看，最轻的也足有40斤重。我挑了一个60斤重的石锁也练了起来：先练平转、横转、立转、再练金鸡打跟头上架，后用单手握石锁一侧，伸臂举起，突然一端下垂，砸到肚脐位置，骤施丹田气鼓腹挺胸的冲劲儿，配合手臂上举的力量，顶回高举的原位，连续循环十几次……惊得围观人群连连鼓掌。“好，怀中抱月！”一声洪亮的喝彩横空爆发。我高举石锁定睛一看，见是一位60多岁面容红润丰满，留着浓密八字胡的长者，曾几何时我买过一张十大元帅集结像照，灵感一动，兴奋地叫了一声：“贺老总！”我忙丢下石锁，奔前两步，其实贺老总已伸过大手，让我紧紧握住，我又补了一句：“元帅好！”接着，贺老总与我亲切交谈起来。 　　“哪里人？” 　　“山西。” 　　“好，山西从春秋战国起就是英雄辈出啊！瞧你这也是身手不凡哪！” 　　“不敢，只是一点兴趣而已。” 　　“叫什么，干什么的？” 　　“山西省摔跤运动员郭六登。” 　　“摔跤好，好就好在他凭的主要是力量啊，力量从哪里来？”贺老总指着不远处的那一溜石锁、石墩，加重语气说：“这石锁石墩就是练力量的重要器具。古来考状元的前三场就是弓、刀、石基本功，无论战场杀敌，还是搞体育运动，都离不开力量，单练花拳秀腿不行呀……”这时，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叫贺老总参加会议，临别，贺老总勉励我道：“六登，六登，名安好哇，希望你能登上全运全的领奖台，再见！” 　　贺老总的赞赏和激励，对我日后的训练鼓舞巨大，好象有了一种永远使不尽的力量催我加油。值得庆幸的是，我不负他老人家的厚望，在以后的七年中终于夺得五项好成绩：1959年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运全夺得自由式重量级摔跤第三名；1960年在武汉举行的全国自由式摔跤锦标赛获得重量级第二名；1963年在合肥举行的全国自由式摔跤锦标赛获得重量级第二名；1963年下半年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全国中国式重量级摔跤赛获得第三名；1965年在长春举行的全国自由式摔跤锦标赛夺得冠军。 　　紧张而刻苦的体能训练，令我早将与贺老总在北京的偶遇淡出记忆。然而，一个做梦也梦不到的喜讯突然从天而降。1963年深冬的一天，省体工队司机刘满仓驱车停在我的住所，卸下不同规格的八个石锁、八副石墩，欣喜地向我交待说：“这是贺龙元帅赠给你的礼物。”弄得我一下发懵了。原来前几日，刘满仓奉命送自行车运动员赴京参加者赛前集训。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亲自将石锁、石墩交给自行车领队王宾海，并传递了贺龙元帅的口信：代我交付山西运动员郭六登。荣副主任略带歉意补充道：“贺老总1960年交办的事，今天才有机会落实。”此时，我激动的不能自持，饱含热泪道：“贺老总，你我仅仅一面之交，你就把我记住了！” 　　为了不辜负贺老总对山西运动员的殷切期望，我很快将赠品分送摔跤教练崔富海、高书文，摔跤运动员张云龙、王如科，以分享贺老总带来的幸福。至今我还珍藏着两个石锁、一副石墩，作为缅怀贺老总的信物。 　　时隔三年，我虽然有幸再一次见到我日夜思念的贺老总，但那种幸酸的场面、苦涩的味道直搅得我肝肠寸断。 　　1966年8月，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总――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时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支持”。至此，动乱之星火遂成全国燎原之势。山西省体工队也不例外，迅速分裂成两派停训造反，包括我在内的多数我参加了山西红总站，少数人投奔了山西红联站，两派经常辩论甚至因观点不同不惜大打出手。同年冬，我们这一派的头目老马委派我、李兰田、孙爱成、刘尚恩、王子珍、薄海生赴京串联取经。接待我们一行的是北京体院造反部的头头王德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毛毯、一件军大衣，睡体育馆内地铺，吃国家体委食堂供的馒头稀饭咸萝卜，送一大卷传单、小字报材料。 　　在京逗留期间，我们参与了两次由高干子弟组织的查抄对立派组织的窝巢活动，分别抢走了对方保存的全部资料和一架缝纫机。第三天，王德英向我们传达了一位中央首长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