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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治视阈中大学内部四大管理主体问题及消解 　　摘要： 中国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在“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与“教代会”的机制下，形成了管理主体的多元非共治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四大管理主体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在运行中都存在着各自的主要问题。如何在多元非共治格局中形成多元共治的和谐样态，需从公共管理学与多元共治理念视角对四大主体问题的消解之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 大学管理；多元共治；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代会 　　管理主体是指掌握管理权力，承担管理责任，决定管理方向和进程的有关组织和人员。大学内部管理主体，主要有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代会四大基本管理主体。四主体在各自的管理系统里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其管理目标都是为了推动大学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大学缺乏独立性，无处不受到长官意志和行政权力的干预……大学的诸多决策是听命于行政权力”的根本原因[1]，即大学内部管理运行体制完全依赖并取决于外在于大学的官家权力，官家权力到了大学内部变异为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行政权力，导致这四大主体构成的中国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协调因素。借此，本文主要以公共管理的理论视角检视其运行之道。在公共管理的相关理论中，多元共治理论对于探析四大管理主体的互动及其博弈，有着较为恰当的诠释力。一、 四大管理主体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 党委会及其问题 　　中国大学为什么会有党委会这个管理主体？这个问题不难理解。犹如布鲁贝克所说：“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2]大学除了贯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共同职能外，“大学的功能还需强调复制与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外，还赋予政治功能时，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3]。在中国，这个分支机构就是党委会，最早产生于新中??成立后的几年里。按1950年4月中央教育部规定，一律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代表学校领导学校的一切教学、科研及行政事宜。党组织在政治上起核心作用，原则上学校中的党组织和学校行政互相间没有领导与指导关系[3]。这个时候的“党组织”是党委的先声。其管理主体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制”（1949―1950年）。1955年5月，中宣部在《关于学校教育思想大讨论座谈会的报告》中提出，“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4]。“党委”正式产生。之后，又经历了数次调整，一直到1996年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强调“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9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是核心”，这个是原则问题，毋庸置疑。作为中国最有特色的大学管理主体，党委的职责主要是居于集体层面的“政治领导”，其履行的基本权力是：“校内管理决策权、行政执行监督权、重要干部任命权与学术发展指导权”[5]。简单说就是履行“法律规定党对高校实施政治领导的组织权力”[6]，即政党领导权力，履行这个权力的党委会是高校内部的决策机构。 　　但由于党委在高校中自身建设与发展的不足，导致了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以下问题――党委会代表的是党，党管一切，党控制一切。这就决定了党委会在运作机理上与大学自主办学的属性存在某些偏差。导致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存在“领导”与“负责”的冲突困惑，“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在实践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往往会蜕变成为“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所谓集体领导最后往往变成一个人领导。许多大学的党委会基本不开，即使开会，尽管党委书记只是委员中的一员，可是委员会其他成员很少会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于是就形成，常委会上由党委书记说了算。时常发生党委包办行政，党委工作行政化。党委的职权不清，与校长办公会常常联合议事，重叠议事，这种党委和行政共同决策、共同实施、共同监督，看似民主地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实际上却违背了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对分离的科学管理原则，使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交织在一起，根本不能形成“民主管理”，其结果只能是“单边治校”或“一把手管理”。虽然《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从7个方面对党委会的职责进行了规定，并且《高等教育法》第39条从5个方面规定了党委会的职责。但仔细比对这些规定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规定比较原则、笼统，实践中不好操作。特别是在决策与执行上存在一定的交叉，这个是当前中国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存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进而导致党委会与其他管理主体之间职责不清、产生摩擦、管理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