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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犯罪刑罚配置与完善 　　【摘要】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如何适用法律来有效地保护环境迫在眉睫。我国环境刑罚配置在刑罚力度、刑种、罚金刑、单位犯罪和职务犯罪等方面存在缺陷，建议充分借鉴外国刑法，有针对性地加重刑罚力度、加重对特殊主体犯罪的处罚，以此完善我国的环境刑罚制度。 　　【关键词】环境犯罪 职务犯罪 单位犯罪 刑法配置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行污染、破坏环境和生态资源进而对环境、公私财产、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失或严重威胁的犯罪行为。它是一种新类型的犯罪，不属于传统的自然犯罪范畴而属于法定范畴或行政犯罪的范畴，规定在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中。 　　环境犯罪的特点 　　第一，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环境犯罪，首先要看此种行为是否违背行政法规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再看这种行为是否造成了损害和危险，只要认定这种行为是被行政法律、法规所允许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排除了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这种环境犯罪的成立是对行政法规的依附，即是环境犯罪的从属性。 　　第二，环境犯罪具有侵害对象和危害结果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首先，环境犯罪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作用于人和物，它的侵害对象比较广泛。其次，环境犯罪具有整体性和共有性，侵害行为一旦造成具体损害结果，就必然损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以及其他利益，程度也较严重。再次，环境犯罪所导致的犯罪后果的显现往往需经过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而且，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在短时间内也经常难以确定。这种犯罪对象和危害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有可能侵害的对象的广泛性。 　　第三，环境犯罪具有潜伏性、持续性及不确定性。由于污染物的种类很多，并且污染物的性质在环境中迁移、扩散和转化。有些污染物排放需要积累到一定量或者一个阶段才能显现出来，有些污染物本身危害性不大，但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就生成另外剧毒物品。环境犯罪一旦既遂，一般情况下危害结果会特别严重，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比如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污染事件，就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后果十分严重。而且要消除环境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要相当长的时间。众所周知，对环境的污染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恢复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大量的成本，却不一定能恢复如初。 　　第四，环境犯罪具有因果关系复杂性。环境犯罪要经过环境这一载体再作用于人或财产，具有间接性，其因果关系不容易直接或间接发现，并且污染物在环境犯罪中具有潜伏性、积累性、转化性，污染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往往需很长时间显现，而且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况且许多污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显现，其因果关系更是难以认定。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已被多数国家刑法所采用，但也难以保证不出现冤假错案。 　　我国环境犯罪刑罚配置的现状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包括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九个条文和环境渎职犯罪两个条文，一共十一个条文、包含十六个罪名，其中有四个罪设一个量刑档次，其他罪都根据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设置了两个到四个不同的量刑档次，并在每个量刑档次内都设立了可供选择的量刑幅度。刑罚种类的基本模式是“主刑+财产刑”，其中七个罪采用并科式，主要是自由刑并处财产刑，其他罪名采用复合式，即可以单处罚金或与自由刑并处。主刑适用集中在有期徒刑和拘役两种自由刑，仅有三个罪名可以适用管制。附加刑规定了罚金和没收财产，罚金刑在除了环境渎职犯罪以外的所有犯罪中都进行了配置，但没有对数额和比例进行限定；没收财产刑仅对情节特别严重情况下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进行了配置。 　　我国环境犯罪刑罚配置的缺陷 　　一是刑罚配置整体较轻。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刑罚规定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刑罚偏轻，尤其对比类似的财产犯罪。比如盗伐林木罪的最高法定刑是十五年有期徒刑，而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死刑，这是绝对不合理的。所有罪名都没有配置生命刑和终生自由刑，两个罪名配置了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个罪名配置了7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收财产仅对一个罪名进行了配置，大量罪名的自由刑限定在3年以下，部分罪刑的限定在7年以下，这非常不利于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 　　二是刑罚配置种类较少，非刑罚措施没有得到较好地运用。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主要规定了自由刑和财产刑两种刑罚，这两种刑罚虽具威慑力，但只利用刑罚处罚还不足以挽回或减轻犯罪对资源的恶性破坏，因此，应充分发挥其他社会惩罚措施，让犯罪嫌疑人还要承担其他方面的责任，比如民事性的、行政性的惩罚措施等。比如，对于破坏林木的犯罪，除了要求其承担相应刑罚，剥夺其一定时间的自由外，还可以责令犯罪人恢复植被，或另外缴纳一定数额的植被恢复费。 　　三是环境犯罪的罚金刑配置不合理。我国环境犯罪适用罚金刑采取的是并处方式，即自由刑+罚金刑的模式，罚金的数额也比较粗略，没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