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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批判精神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软实力理论的实质 　　二战之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战后发展“黄金时期”，美国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然而，在1973年至1975年和1980年至1982年这两次战后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与此同时，从战后初期的两极对峙到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冷战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当美国政治家、学者把关注点放在大国兴衰以及新兴挑战者和旧的霸权国家上并陷入美国衰落论的焦虑时，约瑟夫?奈则在他1990年出版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另辟蹊径，对变化中的权力来源进行追问，首次提出了“软实力”概念，间接地驳斥了一度流行的美国衰落论。约瑟夫?奈指出由于国家间日益增强的经济生态上的相互依赖以及权力向小国家和个体的扩散，使传统的经济威胁、军事行动等强制性权力很难应对国际问题，而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社会的法则和机构中产生的同化性权力即软实力的地位则在上升。在21世纪，美国权力的最大问题不是面对新的霸权挑战者，而是面对跨国依赖带来的挑战。美国比起其他国家，仍然具有更多的传统硬实力资源，而在软实力资源方面则无人可比。“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美国是否拥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战略构想，能在世界政治的转型时期，将这些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军事干涉的胜利，美国必胜论取代了美国衰落论。约瑟夫?奈则一如既往地探讨软实力在信息时代的战略意义，并告诫人们要警惕美国必胜论。2004年，约瑟夫?奈的新著《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之道》的出版标志着软实力理论的形成。在该书中，约瑟夫?奈在讨论伊拉克战争的基础上，揭示了软实力的本质：软实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影响他人，进而得偿所愿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其能发挥魅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外交政策（当其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时）。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尽管深刻认识到相互依赖时代背景下权力性质的变迁，但是其实质则是综合运用硬实力与软实力即“巧实力”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并确保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权。软实力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资本霸权从显性向隐性的转变，资本对世界的统治越来越“文明”了。 　　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意义 　　“9?11”事件之后，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的美国政府，因推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和“单边主义”外交战略，结果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继而又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致使美国形象下滑、软实力受损。为了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美国政要运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反思过去数年间的内政外交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巧实力”战略。巧实力旋即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基础。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到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表明软实力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又一新战场。 　　软实力理论充分认识到信息化时代文化、制度、传媒等软性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突破了以物质主义方式衡量综合国力的传统思路，对于那些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具有警醒作用。因而，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交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冲破了苏联模式的局限，逐步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了快车道，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然而，硬实力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软实力的提升，反之，硬实力的单向度发展必然以牺牲软实力为代价。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初步确立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如生态危机、贫富分化、意义危机等现代性问题也开始在我国浮出水面，而近十年的经济迅猛发展似乎也没有让这些现代性问题得到解决。人们也注意到，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疑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鼓噪之声不绝于耳。 　　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竞争比以往更加复杂、更加隐蔽、也更加激烈，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一打即垮，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则不打自垮，苏联解体即是明证。约瑟夫?奈在谈到苏联的软实力时，不无得意地说，“封闭的体制、缺乏充满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笨拙的外交政策，这一切都意味着，冷战期间苏联在软实力方面从来就不是美国的真正对手”。约瑟夫?奈进而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促成了冷战的胜利，硬实力制造了军事遏制，软实力从内部瓦解了苏联体系。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不仅能够为硬实力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且能够化解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内外焦虑，使社会发展更加健康、更加和谐。 　　以软实力建设谋求硬实力的可持续发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