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雇佣同纠纷非讼解决机制初探.docVIP

农民工雇佣合同纠纷非讼解决机制初探 　　摘 要：诉讼制度与非讼解决机制的互补为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路径。这一理念既与我国几千年传统儒家思想延续的“情理与法”相呼应，又结合了国内外学者对ADR制度的研究理论。近年来，涉及农民工纠纷的各类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社会各界意见大多是从如何解决农民工劳动合同纠纷的视角提出的。对于在农民工群体中广泛存在的纠纷种类――雇佣合同纠纷，却因缺乏具体法律规制难于进行司法救济。完善和解、调解和仲裁这三大诉讼外解纷机制，抽象出其各自的特点与社会价值，对于运用非讼方法解决农民工雇佣合同纠纷意义重大。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农民工；雇佣合同；非讼纠纷解决机制 　　在农民工这一庞大阶层中，主要存在着两种就业合同形式，其一是劳动合同，其二则是雇佣合同。随着我国相关社会保障类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尤其是在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之后，对于有关社会弱势群体的劳动合同纠纷的解决，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法律机制与程序作为保障。然而对在农民工群体中广泛存在着的另一种合同形式――雇佣合同，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却未予调整，《合同法》也未将其列为一种具名的特定合同类型予以特别规定。加之农民工群体本身流动性较强、组织联系性较差，个体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亦较薄弱。故出现了大量基于雇佣合同产生的纠纷无法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得到良好解决的现象。 　　虽然我国现行国内法尚未对雇佣合同关系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学界已经对此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例如史尚宽先生认为“雇佣，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期限或不定期间内，为他方服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王泽鉴先生亦将雇佣合同定义为“受雇人于一定或不一定之期限内，为雇佣人服劳务，雇佣人负担给付报酬的契约”。可见雇佣合同关系具有主体平等、合同标的为劳务、诺成性等特点。该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还是纠纷的解决，都非常依赖当事人的私权自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通过司法规制解决该类争议困难重重。而且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诉求日益多元化，其涉入其中的雇佣合同纠纷愈加多样。十年前，绝大部分的农民工纠纷集中在薪酬给付方面，现在大量有关人身权利、社会权利的纠纷开始出现。面对这一趋势，传统的诉讼机制往往出现适用法律僵化导致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割裂的问题，为缓解这一问题，积极发展以公民的私法自治和社会组织的积极调处为核心的非讼纠纷解决机制刻不容缓。 　　就我国现有立法来看，狭义的非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纠纷当事人之间及第三人参与下的和解、调解与仲裁三种解决机制。而广义的非讼纠纷解决机制则还包含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争议的各种方式，例如：信访、控告、裁决、处罚等等。但是，由于在该类纠纷解决机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行政权的运用，而非社会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和个人的私权自治，所以本文主要是在上述狭义上使用非讼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 　　相对于诉讼这一司法解决途径，非讼纠纷解决机制是更灵活、更快速、成本更低的矛盾化解方式，其运用包括制定法在内的多种社会规范解决争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机制的不足，更好地实现实质正义。尤其是对于农民工群体这样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社会利益集团来说，更可以通过个案的积累逐步构建出稳定有序的社会利益与价值格局，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契机。 　　一、和解制度 　　和解制度是在广泛的社会自治实践中产生的。我国自1997年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来，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为和解制度的良好运行奠定了一定基础。因为“当代法治理念更加重视法与社会的协调，尊重社会自治，而且显示出一种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理念的变化――从对抗走向协商对话，从对立走向和谐，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的结局，也就是社会的‘善’治”。和解制度对这种新型法治理念的契合与我国儒家强调的“情理法”相协调，与“以和为贵”的思想精神相承接，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应用价值。 　　和解主要依靠自身权威，在程序上有很强的灵活性。纠纷解决机制经历了从超自然的权威到人的权威，最终到达法的权威。和解便是一种依靠人的权威解决纠纷的制度。它所依赖的是人类自身的权威资源，比如暴力、知识、经验、信息等。在具体的案例中，纠纷双方的较量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案例以雇佣合同的特征为分类依据。案例如下： 　　1.基于双方的平等地位 　　刘某，女，山东籍，天津市某小区陈某家保姆。小刘与陈某起初只是简单订立了雇佣合同。合同内容仅涉及工作范围，每天工作的时间及酬劳。之后小刘便在陈某家勤劳工作。一日小刘接到家中电话，要求其回家处理急事。小刘便向陈某请辞，可是陈某觉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保姆便拒绝小刘离开。在小刘提出结算工资时，双方就酬劳数额也产生争议。陈某觉得小刘平时工作细致、勤快，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