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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摘 要：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关键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农民―农民工―市民过渡的特殊性，市民化不仅是农业转移人口职业、身份、地域的改变，更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均等享有城市社会公共服务。文章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总结了城镇化过程中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因素，从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镇接纳能力、多元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及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4-0056-05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年7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的主体是人，关键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从发展模式看，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历了农民―农民工―市民的二次转换[1]，具有与全球市民化进程不同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互分离，个体迁移与家庭成员整体迁移相互分离，并以非永久乡城迁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典型特征[2]。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7%，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仅为35.7%，这就表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还有18%的农业转移人口游离于城市边缘，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徘徊，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候鸟式流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扩大内需、促进城镇健康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向城市聚集，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其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及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3]。程业炳等认为农业转移人口是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4]，广义上包括农村转移到城镇、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的人口，狭义上是对“农民工”概念的替代[5]。从动机和劳动要素禀赋看，蔡泽昊认为农业转移人口既包括在城市稳定就业或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也包括农闲季节进城务工或消费的农村户籍人口，还有处于跨省跨区域流动没有确定工作、生活地点的农村户籍人口[6]。张学浪[7]、赵铁锁[8]等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指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来源、居住方式及身份发生转变，且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公共服务。李代信等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了农民角色转变及自身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9]。可以看出，市民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职业、角色、自身素质、意识形态和行为习惯四方面的转变。从市民化路径来看，我国农民市民化可分为主动市民化和被动市民化[10]。主动市民化指农民自愿进入城市生活、就业并逐渐融入城市环境的过程;被动市民化指城镇化发展中，因土地征收使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失去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从而被动、直接地转化为城镇居民的过程。无论哪种路径，市民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受教育机会、就业领域、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和统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二、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人口转移经历了“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转移模式，该模式虽实现了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和地域的转变，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市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同时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均衡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目前学术界对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主要有：姚玫玫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滞后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城市接纳环境跟不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11]。徐世江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相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相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相矛盾[2]。胡平、杨羽宇认为户籍制度、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农民工个人素质、高昂的城市成本等制约着市民化进程[12]。杜宇，刘俊昌从制度论、成本论、融合论及素质论四方面解释了农民工难以市民化的困境，指出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差异造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能力及就地融入困难[13]。总体来说，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的因素主要包括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农村土地制度、城镇接纳能力、经济成本及自身素质几个方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