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教弘道艺 正出奇新.docVIP

书教弘道艺 守正出奇新 　　如果说艺术家的使命首先在于其自身艺术价值的实现与人格的完善，那么艺术教育家不仅要完善自我，更要传道授业，师范后学。就社会价值与影响力而言，或许后者更为广远。书法作为中国最有特色的艺术亦然。刘锁祥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家，更是数十年从事书法教育的先行者，其为艺、修身、传道、教化自然是其份内之事，而先生于艺、于教均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严谨得方，成就斐然，堪为山右后学之师表也。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一 　　刘锁祥，字固之，号常人，山西沁源人。锁祥先生天性喜好写字，自幼写仿描红，书字遣兴，情志使然。大学虽然就读工科，但写字之兴趣不减，沉潜书道，乐此不疲。1982年，锁祥先生在太原南宫书法班受教于陈嘉澍先生学习颜体字，尝摹颜真卿《多宝塔碑》，惟妙惟肖，形神兼备，进而临习颜真卿之《八关斋》《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祭侄文稿》等。1985年曾获浙江书协、《浙江日报》举办的“全国青年兰亭书法大赛”一等奖；同年，他的作品又入选郑州“首届国际书法展”；次年，作品再度入选开封“首届国际临书大展”，于书坛初露头角，引人关注，成为山西书坛青年中的佼佼者，但这仍然是其书法的“感性阶段”。1986年至1992年，锁祥先生由感性认识而入理性之思考，他先师从徐文达先生，学习行草书。徐先生教以“先熟而后生”之理，颇有心得。1991年，又拜姚奠中先生门下，学习《说文》、文史，由对书艺之追求而逐步深入到对传统文化的研习，潜心向学，问业求道，为后来书学之成就奠定了根基。此间也请益于启功、卫俊秀、赵承楷诸位先生，受益良多。他在研读启功先生的作品后意识到：书法追求雅正，上其品质，才是书法艺术的永恒。1992年，与山右书法同道成立“丹崖书社”，旨在弘扬傅山书法精神。1993年，举行了“丹崖社六君子书法展”，书名遍三晋，为同行所称道。自1993年开始酝酿在山西高校成立书法专业起是锁祥先生书学思考的第三阶段，此一时期他既投身教育，又坚持书法艺术、学术研究，二十年如一日，遂开一番新境。 　　刘锁祥先生书法远宗“二王”、颜真卿、傅山，近师章太炎、姚奠中、徐文达诸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从颜体楷书入手，后深入至行书，又转学“二王”，临习《兰亭》《圣教》及“二王”书札，取“二王”之韵，得颜体之势。而无论学颜、学王均能守其正，心无旁骛，以此奠基。90年代后，先生又遍临汉魏、唐宋碑帖，转益多师，博采约取，不违初衷。同时，在山西书坛前辈的影响之下，他临习、研究傅山书学，于其心有戚戚焉，并因之促成其书法理念的形成，其正大、劲健、质朴、奇新的审美取向得傅山尤多矣。 　　傅山的书法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于近水楼台的山右书家影响至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流行书风从一定程度上便是受到傅山“四宁四毋论”与清代碑学观念的启发，旨在与“二王”为代表的流美之风拉开距离，以重新确立全新的审美取向。傅山反对“巧”“媚”，提出了“丑”“拙”的概念，旨在对巧媚之风矫枉过正。但就艺术的终极理念而言，无论如何，“丑”不能算作是艺术的宗旨，只有追求美的方为艺术。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傅山“四宁四毋论”只是倡导自然、真率，以丑、拙便有对巧媚矫枉过正之意。傅山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矛盾，反而若合符契。然而如果观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法创作却并非如此，很多作品都在极力追求丑，那种丑是真的丑，极力做作，毫无自然、率真可言。尽管这种现象最终被矫正过来，但当时的盲目跟风而缺乏思考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刘锁祥先生无论从书法风格还是艺术理念上都直接受到傅山的影响，他与山右同道成立“丹崖书社”就是明证。丹崖是傅山的号，而以丹崖名其书社已见其志。20世纪90年代初，锁祥先生曾经创作过一幅草书毛泽东词《蝶恋花》，那种笔画的连带缠绕、汪洋恣肆可以说是他师法傅山之迹的例证。近几年，锁祥先生又依据傅山笔意创作出小楷《自作论书诗》等作品，可谓得青主神韵。20年间，傅山之情结割舍不绝，足见其影响之一斑。 　　但与其说锁祥先生取法傅山的书法技巧，不如说他更醉心于傅山的艺术精神。傅山云：“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又云：“写字不到变化处不见妙”，然“不自正入不能变出”“但能正入，自无婢贱野俗之气”。所谓的“正”，如虞世南所云之“心正气和，则契如妙。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正”既指用笔之正，诸如藏锋、中锋原则，又是用心之正。在傅山看来，书法之所以有奇致并非刻意造作、剑走偏锋所能得，而是“正”至极致方可达到的。锁祥先生深刻地领悟了傅山关于“正”的论述，他写道：“正入正出，则雅；正入奇出，则新；奇入奇出，则怪。”正则雅，雅必正，奇则新，新必奇。求雅可，出新奇亦可，唯独不能失之于怪，怪则丑态不足观也。显然，傅山的理念引导了刘锁祥先生的书法审美取向，他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