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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谈文艺名家 　　徐悲鸿是美盲，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对中国美术史负面影响大于正面 　　 　　徐悲鸿已过世，我跟他无怨无仇。但是我客观地讲，他对中国美术史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世界上的现代艺术已相当普遍了，唯有中国对于西方现代艺术，一直排斥的，徐悲鸿起了相当大作用，他骂中国出了世界上的奴才。 　　他对现代艺术深恶痛绝，因为他不喜欢，他不懂，他不理解，他对现代的美没有感觉。在他这个引导之下，对中国的美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悲鸿公开讲，要写实，但还要有想法，要根据想法画。所以他说自然主义是看什么画什么，没有自己主观，说自然主义是懒汉，要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他这种观点统治了中国美术，对中国美术绝对起负面作用。今天我这样讲可能早一点，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个徐悲鸿在中国美术史上起什么作用自有公认。 　　徐悲鸿有很多私心的，他要培养他的学生，培养他的什么人，他有他的个人目的。有很多旧社会的东西在里面。 　　他也能画，画得还不错，正因为这样，国民党官僚还能够用他、重视他，他很能活动。但是他画了一个《愚公移山》这些东西，我觉得很难看、很丑，画得很差，他的画我不喜欢，不美。你们可以把徐悲鸿作为画家、画匠、画圣，但我认为他是美盲，他美感非常差劲，很多东西很丑，不过他是美术活动家，而且相当有能量，因此他影响中国美术很多年。 　　 　　姜峰与赵无极，大院破房里的交往 　　 　　我同姜峰之间的观点很敌对，我们两个后来见面都不招呼的，但有一次他还到家拜访过我。 　　这使我很惊讶，因为姜峰一直把我看成是资产阶级，总是批判我，有机会就要在公共场合批斗我。当然我们之间没有和谐。在我们看来他是为保护共产党而很左，结果成了右派。以后就销声匿迹，他基本隐居就不出来了。 　　这样过了相当长时间，我住在什刹海边会贤堂一个很破的房子里，大杂院。有一天我回去，门上留一个条子“姜峰来访”，我大为惊讶。这个机会失掉太可惜，姜峰来看我，这个我觉得太有意思。 　　后来过些时候，在路上、街上碰到，他很客气，他说你风景画画得不错，可以搞一个展览，但是还不到时候。 　　姜峰是为了党。第一次开全国美术界理事会，他骂抽象主义，他不能接受，骂到抽象派的时候，一下子他脑溢血晕过去，后来赶快用硝酸甘油给他救过来，很幸运救过来。 　　后来隔了几个月，又开常务理事会，又谈到抽象派问题，他就大骂，一大骂的时候又晕过去，这一次没救回来。 　　他是为了保护共产党的路线，抨击抽象派而殉职的，但他这个人人品很正直，观点很明显。 　　那个破宅院，赵无极也去过。当时，赵无极住北京饭店，因为是留法的老同学嘛，不管怎么的，刚好回来了，他说到我家来吃饭。到我家里吃饭可以，我说吃饭你先上厕所，我家里没厕所，因为破宅院脏得不得了，无法走进厕所去，我说你少喝水。后来他到我家里来，我用绍兴的黄酒招待他，他很爱喝，喝了不少黄酒。他说要上厕所，我就把他带到院子外面，街道厕所好一点。 　　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落差，但是我不服气，因为我觉得他走的路，不是我要走的，完全是两条路，我们虽然过去是同学，在法国也碰到过，但是他顶多在法国画苑开一朵玫瑰花，顶多是开（法国的玫瑰花）。几十年以后看，他没有实际东西，没有个人，他从法国学来，拿一点中国味道，加一点中国东西进去，在西方学者看来比较新鲜。 　　我回来完全是走苦难的路子，我的路比他苦得多，但是我同他方向完全不一样。 　　历史不能重复。像我们国民党长大，后来到巴黎去看看世界，回国后受到这样苦难，这样的道路恐怕没有人走了。 　　 　　潘光旦和梁思成的思想改造 　　 　　土改的时候，我参加了土改参观团。那时候都是老教授，大部分都是刚刚留学回来的，组织我们去参观土改，受阶级教育，告诉我们地主怎么样剥削农民的。我们看了以后效果相反，农村剥削也许有，但是并不明显，相反我们看到农民打地主，打得很厉害。 　　有些老师也讲，并没有感觉地主那么恶，因此觉得土改太过分太没有人性了。 　　现在我回想起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清华的潘光旦，被批判得很厉害，他后来作检查，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我到乡下去改造，农民看到我拿手帕，他们以为是丝的，其实是布的。后来我拿把烟来，让农民抽我的烟斗，农民看我抽的烟，说跟他抽的烟是一样，我感觉心里很愉快。” 　　再一个是梁思成。他当时在清华讲中国建筑史，我也是那里的副教授了，但是我没有学过建筑，就去旁听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梁思成第一堂课的时候，听的人很多，还没有开课就满满的。梁思成就在口袋里拿出一个红本本来，那是工会会员证，他举高高的，“现在我是工会会员了，我是工人阶级了”。这时候他还没有讲课，就讲我是工人阶级了，觉得非常得意，知识分子当时还不是工人阶级，能够得到工人阶级很不容易。看了这件事情之后，思想感受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