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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超速入刑之商榷 　　摘 要： “严重超速”入刑，存在有违刑法明确性的要求，有违只处罚当罚行为的原则，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违故意犯罪原则。司法上存在执行成本过大的问题，社会效果上有可能阻碍民生福祉的促进，故对“严重超速”入刑持保留态度。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严重超速”入刑 罪刑法定原则 司法资源配置 行政处罚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9-0348-02 　　《刑法修正案（九）》将严重超速行为入刑以来，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支持与反对皆有之。支持者认为，在“醉驾”入刑以后，有效遏制了酒后驾车肇事行为，但超速行为仍然频发，本次修正案将严重超速行为入刑，对于打击此类“马路杀手”将起到很大助益。反对者认为，虽然重大交通安全事故中总是少不了超速的身影，严抓严管超速行为符合情理，但严抓并非仅仅是入刑，现在急于入刑的做法比较草率，随着醉驾入刑和酒驾现象的明显减少，这一治理手段又成了应急式立法的典型。动辄入刑的做法，使得有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被弱化，被架空。本文对入刑持保留态度，以下详述之。 　　一、立法上的商榷之处 　　首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犯罪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刑法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从刑修案九第八条来看，超速多少算是严重超速？规定时速中的“规定”指什么？规定时速是全国性规定还地区性规定，是永久规定还是暂时规定？以上问题，皆无明确规定，有违刑罚法规的明确性原则。不明确的刑法意味着有意或者无意的抹杀民意。并且，由于刑法条文的不明确，导致不具有预测可能性，公民在行为时难以明白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更严重的是，立法上的不明确，为国家机关恣意侵犯自由找到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最终限制了公民自由。 　　其次，刑罚法规只能将具有处罚根据或者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从而限制立法权。从法条上看，“严重超速”入刑属于处罚了不当罚的行为。因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都出于地区与时间的不同而对机动车车速进行了不同限定，也对超速行为明确规定了罚则。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第99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其中第（四）项规定，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该条并未提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即严重超速行为已经被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受行政处罚即可。该规定已经表明了行政法规对严重超速或者是特别严重超速都有了不同的处罚应对措施。在治理成效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实施以来，对于严重超速行为并没有出现失控局面，有效了维护了道路交通安全。同时，一些重大事故中出现的严重超速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有一部分是由于醉驾、吸毒后驾驶等原因造成的，单纯严重超速的行为较少见。在行政法对“严重超速”规定了行政处罚之后，刑法又规定了刑事处罚，将会出现“一国三公，吾谁适从”的局面。 　　再次，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修案九将“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与“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并列放入法条中，并共同适用“处拘役、并处罚金”，使人误认为这三种行为在法益侵害上等同。如果与“追逐竞驶，情节严重”相较，“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的危害性是远远低于前者的。严重超速对于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危险，因为驾驶员的驾龄、反应速度、驾车娴熟度都是影响车速的因素。而“严重超速”入刑显然是为了保护公路交通安全法益和客车上人员的人身安全法益。如果在车流或人流较少的城市或者车流较少的高速公路上，虽然严重超速，但只要紧急制动平稳，基本上是可以保证车上人员安全的。然而，追逐竞驶的情况下，驾车人在客观上体现出了赛车的性质，主观上表现出激动与激情的非理性状态，同时用“情节严重”做为入刑的条件，那么，在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情况下，“追逐竞驶”的法益侵害性都是高于“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严重超速的”。在立法的宏观层面上，危险驾驶罪所列举的几种行为方式，法益侵害性高低各不相同，几种法益侵害性程度不同的行为，却处以相同的刑罚，恐怕很能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 　　第四，危险驾驶罪所列举行为的主观要件不同。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故意与过失是确定入罪的要件，故意与过失之间的关系，是回避可能性的高低度关系，是责任的高低度关系，也是刑罚意义上的高低度关系，因而是一种位阶关系。”通说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所以，过失不是该罪的主观状态。醉酒驾驶状态下，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可以认定为故意犯罪。追逐竞驶状态下，行为人明知“行为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重大财产安全以及公共交通安全产生危险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