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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STS教育谈价值理性之于高等教育意义 　　摘要：工具理性在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大行其道。本文在阐述STS教育的兴起、分析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的盛行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强调价值理性之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STS；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教育统计数据”和《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现有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数（含研究生培养机构、普通高校、成人高等学校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4300多所，高等教育的总规模突破3000万人。从数量上讲，中国已经跻身于高等教育大国。然而，步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质量上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大西洋月刊》于2012年2月16日刊登题为《为什么中国没赢：美国高等教育依然好得多》的文章，指出中国大学课堂的缺点或多或少众所周知――死记硬背、过分讲究学业表现，每周上课时间超过25学时，班级人数过多；大学生通常拥挤在4人间或6人间的宿舍（很多学校还有8人间或更多人一间），缺少学生社交场所，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习的概念狭隘，重视学业而忽视学生发展等等。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国内诸多媒体热议。然而，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如此。 　　一、历史：STS教育，从价值理性角度反思传统科学教育 　　（一） STS的兴起 　　英国科学家斯诺（C.P.Snow）于1959年5月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提出西方社会生活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冲突，这一观点被称为“斯诺命题”。而工具理性的盛行强化了两种文化的对立，由此带来教育领域的诸多困境。随着社会工具理性的愈演愈烈，科学在一段时间里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客观真理”，科学文化全面压倒了人文文化，后者变为弱势，甚至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百无一用的东西。在科学知识至高无上的体系下，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都极端崇尚科学能力，片面强调智力水平。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其“范式理论”（paradigm）挑战了传统科学教育的基本假设，也推动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破坏等社会问题，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社会功能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下，STS运动应运而生。[1]1982年，美国“全国科学教师协会”（NSTA）发表了题为“科学、技术和社会：80年代的科学教育”的宣言，强调要引导学生将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公民。随后，各种形式的STS教育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问世。 　　（二）STS教育 　　1.STS概念和基本观点 　　STS的英文为“Science-Technology-Society”。STS教育源于人们对滥用科学技术和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思，也是对过去崇尚理性探究而忽视其社会价值的传统科学教育的反思。[2]迄今为止，中外学者们还没有就STS概念达成共识，美国大多数学者通常将STS视为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之研究的总称。[3]STS教育集中反映了科学教育中的价值理性，被称为科学教育的范式转换，被视为当今科学教育的主流。 　　毕华林教授将STS教育的基本观点梳理为：科学教育应该教授与当代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内容应该与个人需要有关；应该在把科学教育视为人类整体知识的一部分这样的更加综合性的背景中学习科学知识；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科学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了解科学发现给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难题以及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性等。[4] 　　STS教育注重科学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使学生能运用知识和技术改变自身的生活质量及生存状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对社会公众问题的参与意识；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学生能及时触摸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2.STS课程 　　STS课程因应了西方科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是综合了社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的所有课程形式的总称。“将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引入科学教育领域，用富于人文关怀的批判性视角来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积极地帮助学生在科学活动中形成恰当的科学伦理观，并培养他们做出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的能力。”[5] STS课程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个体经验和个人发展目标。换言之，它更关注科学教育活动中的“人”的因素。在教育目标方面，它追求的是全面的公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实际上是将科学领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扭转”；教育内容“从学生的个人发展需要和生活实际出发”，“为大多数人的未来生活和职业需求做基本的科学知识与科学能力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