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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压力应对应激研究本土心理学视角 　　[摘要]儒家式应对思想包括对压力的认知以及针对压力的应对行为。儒家面对挫折和困苦的态度是坦然的，艰难困苦是成长必须经历的。当压力与困境超出个人能力时，儒家引入“命”的概念来缓解个人面临重大压力时的挫折感。儒家强调从个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行为这两方面来应对压力。儒家式应对突破了西方应对观中仅重视非精神性应对方式的局限，融合了精神性与非精神性的应对方式，是源自本土的有效应对方式之一，也是理解中国人民族特性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儒家思想；应对；应激研究；本土心理学 　　一、压力应对的文化心理学转向 　　应激与压力在心理学中是同一英文词“stress”的翻译，但侧重点略有不同。通常而言，应激更偏重个体反应，更多是生物学取向；而压力更倾向于外在事件或者情境使人感到紧张的内外刺激。应激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包括应激源研究、应激唤醒、应激状态、应激心理反应、应激管理与训练等。长久以来，应激研究局限在西方个体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导致应激应对理论中仅仅强调个体对行动的控制、崇尚直接的应对行动，忽视其他文化中富有成效但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不符的应对方式（Chun，Moos， Cronkite，2006，pp.29-53）。1984年，Lazarus和Folkman（1984）在研究应激与应对时，较早提到了文化与压力应对的关系。他们认为个体的信仰、价值观会影响其对压力的评估和应对的选择。不同文化下，个体对应激源的感知和应对是不同的。同样，应对目标、应对策略和应对成功的标准也各不相同。近期，应对的跨文化研究成为解决原有研究缺陷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是建立应对的理论模型、更强调应对的文化属性（史梦薇，2013；汪新建、史梦薇，2013）。 　　应对的文化特性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人应对时，应该注意传统文化在中国人应对压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有西方的应对文化研究，确定文化因素在应对过程中的作用，并发展出一套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成果，这些为研究中国文化与应对提供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参考。但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研究中国文化与应对关系时，不能全盘照搬照抄西方的研究模式，应该从中国本土文化的实际出发，总结文化特征和研究方法，从而研究中国人的应对。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多种文化融汇而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儒家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对中国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儒家经典著作中含有许多论述对完善人格、提升心理品质、面对挫折困境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心理健康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鸣春、黄庭希、苏丹，2010）。因此，从本土心理学视角探讨儒家应对更能加深对中国人应对心理和行为的理解。 　　二、儒家式应对思想的基本观点 　　Lazarus和Folkman（1984，p.16）指出：“应对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超出自己能力资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而作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这个应对定义的影响最为广泛，其认为应对包含认知和行为这两个过程。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成人，就是探讨如何成为一个符合期待的社会人。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挫折和困苦，通过什么样的应对行为才能度过这些困难也是成人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儒家思想中必然会有关于压力应对的论述。根据应对的定义，儒家式应对思想可分为两部分：对压力的认知、针对压力的应对行为。 　　儒家认为人有入世的责任，苦难有利于个人的成长，所以面对挫折与苦难，不必害怕和逃避，要勇敢地面对，并在挫折和苦难过程中得到自我提高。儒家对待挫折和困苦的态度是坦然的，艰难困苦是成长必须经历的，所以，在挫折来临之时，个人要泰然处之，还要从中得到历练，促进个人的成长（景怀斌，2006）。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章》）。孟子的话很好的概括了儒家对待挫折的心态，“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后世儒家程朱理学在谈及成圣过程中的挫折和困境时，提出个人要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个人成圣成贤，不仅要修身修心，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情况。圣人也并不一定事事顺心如意，但是圣人能够从容的面对各种挫折、困境等不利环境。“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诚敬而己，此处震之道也”（朱熹、吕祖谦，2000，第81页）。“君子之需时也，安静自守”（朱熹、吕祖谦，2000，第85页）。这些都是说君子在没有得到赏识、身处逆境时，需要保持自己的志向，独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