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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邓小平军事谋略 　　1938年1月上旬，接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抵达太行山抗日前线，开始和时任129师师长的刘伯承搭档；1950年10月下旬，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辞别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赴京参加人民军队陆军大学（后称军事学院）的筹建工作。至此，两位卓越的军事家共同战斗了整整13年，他们率领的队伍一步步发展为著名的“刘邓大军”。期间，刘邓军政互补，“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邓小平语）在共同指挥的许多重大战役、战斗彪炳军史的同时，他们创造了二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刘邓军事谋略思想，这一谋略思想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以民为本 发动群众 　　在军事斗争中，为达成一定目的而构想并运用的计谋与策略，就是军事谋略。因为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所以刘邓二人在运筹军事、思谋定策时，始终着眼政治，认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正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军事斗争，他们坚持人民战争致胜思想。比如，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认为，“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因此，他们主张对敌斗争应采取“以民为本，发动群众”的策略。 　　要“以民为本”，就必须爱百姓如子女、与人民共休戚，刘邓二人在这方面可谓典范。1942年12月，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为刘伯承庆祝50寿辰，文中写道：“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师长刘伯承如此，政治委员邓小平当然不会后人。 　　在爱民如子、凝聚民心方面，他俩是有高度共识的。认为要“发动群众”，即“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根据这一策略思想，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二九师根据毛主席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刘伯承语）功夫不负有心人，太行山成为“日军难以征服的抗战圣地”。 　　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如此。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很快站稳脚跟，正是这一策略思想。1949年10月，在回顾这一阶段的斗争时，刘伯承如是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也就是说，我们的军队结合人民以广大的面来包围蒋介石孤立的点……这也就是二野在大别山战争胜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谈话中，提起挺进大别山后的战斗，有这么一段话：“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正是由于广泛建立军区、军分区发动人民群众，刘邓大军才在中原落地生根。 　　战略轻敌 战术重敌 　　在军事斗争中面临强敌，如果战略上过于重视敌人，就会不敢斗争；如果战术上过于轻视敌人，就会导致作战失利。如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刘邓二人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战略上敢于轻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简言之，就是战略轻敌，战术重敌。 　　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长驱直入，国际国内都对中国的抵抗能力表示怀疑。这时，邓小平代表129师全体官兵，适时喊出了中华民族敢于轻视强敌的最强音：“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下同）但是，作为世界强国，日军的战役、战术指导能力不容低估。因此，刘邓二人也特别强调：“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要“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 　　1937年九十月间，刘伯承率领129师北上抗日，途中他反复跟干部们讲“今后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