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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嘉靖时期阁权畸变 　　[摘 要]内阁是明史研究的焦点问题。嘉靖朝是明朝内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把握此时内阁的变化显得格外重要。阁权的发展是有很强的时序性和延续性的，故此要着重把握阁权畸变的原因是什么，在畸变之时与其他权力的关联及影响又是什么。 　　[关键词]阁权；嘉靖；相权；皇权 　　内阁是明朝在特殊历史时期和条件下的政治产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内阁首辅为首的“阁权”力量。嘉靖时期，阁权与皇权对立又统一的特点尤为明显，在皇权的干涉下，阁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于阁权本身，对皇权，对明王朝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由阁权的本身性质及其与皇权、相权的关系着手，深入挖掘其畸变的含义和影响。 　　一、阁权与内阁职能 　　首先我们要明确关于阁权的概念，以往我们常常将阁权看做是拥有的政治权力或者政治职能。然而，这种对“阁权”的解释很难准确的描述出内阁固有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职能，而针对于一些阁权的“有权”和“无权”的论调都是不足以昭示其本质的。那么，到底什么是阁权呢？在我看来阁权包括了协调皇权和下层官员之间真空地带的中介功能；在皇权的授意下代为行使一部分权力的辅政功能；以皇权为中心进行一定的延伸和扩张的功能；针对国家内政的纰漏进行补过的功能。可以看出，阁权的范围是皇权决定的。这注定了阁权是一个变量，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职能。相比较而言，内阁的政治职能则是比较固定的，因为内阁的政治职能是内阁制度诞生之后作为一个政治体制所本身固有的权力和责任，很明显这些权力和责任也是皇权所赋予的。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但绝对不能等同论，因为阁权在有些时候更可以理解为内阁的权势。 　　嘉靖早期，出现了皇权空虚的情况，杨廷和为首的阁臣开始了所谓的阁权扩张，内阁之权看似远远的盖过了其本身的阁能，有人认为这是阁权的扩张的表现，但阁权的扩张是获取了六部的行使权还是窃取了部分或者完整的皇帝的裁决权？对此问题是不能忽略皇权的的地位的，正所谓“政归内阁”，如何归？为何归？这些都不能脱离皇权的存在单独谈论的，皇权为了维持自己稳固的地位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境地时刻调整阁能的范围。故杨廷和的阁权在此时并不存在着真正意味上的扩张，因为内阁本身的阁能在限制着阁权的蔓延，我们姑且只能认识这种类似扩张的现象是一种阁权失控的表现。 　　阁能是阁权的上限和下限，阁权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可以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制就会崩盘，这也是杨廷和阁权的昙花一现的原因。嘉靖时期内阁首辅毛纪曾说：“国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1]表面上看内阁要“参预机务”，筹划政事，但真正决策的是皇帝，而不是内阁，最大限度来讲，内阁只是皇帝决裁的主要影响者。在这样的阁能受限的情况下，阁权是无法得到发展的。 　　阁权要以阁能实现为基础，原因很简单，一旦权力失去了执行力，它的存在感就几乎不存在了。而阁能的转化又有着诸多因素的限制，内阁功能的转换又不能完全按照预期的最佳方式进行转化，它的转化不仅有时序性还有渐进性。故此，在谈论阁权或者阁能之时不能单独片面的择取一段历史或者历史的一点进行单独讨论，要对其发展的延展性和后续性进行分析。 　　阁权是明代极权统治下的产物和标识，但不代表他就代表着极权，相反，它被极权所阉割，受到打压和排挤，其阁能的本质又限制着它必须服从于皇权，这种若即若离的奇特现象贯穿了嘉靖王朝乃至明王朝始末。 　　二、阁权与相权 　　关于阁权和相权的关系有人认为内阁制是洪武苛政之反正，是传统宰相制的变相回归。“昔太祖高皇帝罢丞相，散其权于诸司，为后世虑至深远矣，今之内阁，无宰相之名，而有其实，非高皇帝本意”。[2]嘉靖二十年，嘉靖帝在谕旨中直接称呼夏言为“首辅”、“元臣”。甚至在朝臣奏疏等文书中，称首辅为“丞相”、“宰相”。也有人认为阁权不过是“司内外制而已”，黄宗羲曾说道：“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援而后拟之，可谓有实乎？”那么阁权到底是相权的复活还是仅仅是一种类似于相权的畸变呢？嘉靖时期胡世宁说道：“不知自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称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荐引，随事附和，不敢异同。”[3]看起来阁权尤其是内阁首辅作为传统相权的复归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忽略了一个词，“自加”，这说明内阁是在一点点的加强的，不像相权在一开始的地位就已经很高了，也就是说阁权是一直处于发展的道路上的，它无限的接近相权却最终伴随着大明的灭亡而寿终正寝，阁权最后也没能达到相权的高度。只能说阁权是传统相权意识的复苏，而不是相权的复归。 　　杨廷和集团权势的膨胀，也就是政归内阁，就是阁权复张的具体表现。但杨廷和本身并没有能力和野心来驾驭如此庞大的阁权，很多人都惯于放大杨廷和阁权，却忽略了国中无主不代表国家机器的不运行，杨廷和一己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