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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拆迁户返贫现象调查与反思 　　摘 要：征地拆迁的目标包括为征地拆迁居民提供一定补偿，营造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征地拆迁户返贫”现象影响了拆迁户的生活质量，偏离了政府征地拆迁的目标。这种现象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是在补偿及后期安置工作阶段存在补偿金额制定缺乏统一标准、拆迁补偿评估价格不规范、补偿金额谈判缺少公开平台等瓶颈。要完善拆迁补偿标准，拆迁补偿评估要公开化，拓宽多元化沟通渠道，用“替代地补偿”政策拓宽征地农民收入渠道，加强对违规行政操作的监督力度，建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监督程序，引入第三方理财机构，提高就业岗位数量。 　　关键词：征地拆迁；拆迁户；返贫；补偿金；补偿政策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1-0076-09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日益发展，征地拆迁在我国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中国广播网”2012年5月8日报道称，杭州江干区受理了一起债务纠纷案，被告方因拆迁暴富，获得了近百万元的补偿款，但被告先后去澳门40多次参与赌博，不仅输光了家产，还欠下了100多万的外债。当地一位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称，拆迁户中一夜暴富又返贫者，估计有10%以上。与此类似的许多征地拆迁户拿到补偿款后成为“拆迁富翁”，但随之因挥霍、盲目投资等原因重新变得贫困。这种现象的诱因，除制度不够完善外，还由当前政府机构在征地拆迁后期的管理相对滞后所致。如果拆迁返贫现象得不到有效防止，返贫群体往往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为此，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一、对C市征地拆迁户返贫问题的实证调查 　　C市近年来征地拆迁工作不断开展。以其所辖的净月旅游经济开发区为例，2009年该区征地面积为277公顷，2010年997公顷，2011年1240公顷，2012年1088公顷。可见，在2009年以后，这个旅游开发区征地工作维持在一个较高且较稳定的水平线上。 　　（一）实地调研基本情况 　　南关区B村2000年开始因建设环城公路需要进行大规模拆迁征地，已有约700户（占全村近25%）完成了拆迁征地工作（但并非全部已经获得补偿款）。据该乡工作人员介绍，B村征地前也有大量村民外出打工，所以征地对多数村民经济收入结构影响不是很大。2012年新开展征地工作中，补偿金额为每亩16万元，村民户均获补偿金从数十万到百万不等，其中约十户村民因缺少社会经验，做生意赔钱或被骗导致返贫；另有约十户村民坐吃山空，自己过度消费造成返贫。 　　经济技术开发区C村2006年拆迁完毕，征地拆迁户皆为农村人口，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情况不一。当事人甲介绍称，征地前耕地收入约占其家庭总收入的一半，征地后依靠工资仍可维持生计。但同村其他一些家庭收入完全依赖农业收入，该类人群返贫现象较为明显。 　　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D村2011年征地拆迁完毕。当事人乙介绍，该地区补偿款标准按1996年国家标准（每平方米47元）给出，不符合当前居民生活支出水平，且拆迁过程中存在多种不规范行为。由于征地拆迁时间短，该地区返贫现象不明显。征地拆迁户反对意见并未凸显于返贫问题上，而主要集中在价格不统一、不公正问题上。 　　高新南区E村2000年拆迁完毕。拆迁前该村所属乡镇系蔬菜典型乡，种植业发达，外出打工者极少（据村干部回忆打工人口比例不足5%）。拆迁前多数家庭有10亩到20亩耕地，户年收入可达2万元至8万元。拆迁发放安置补偿费户均约20万元。目前该村就业率较高，但多为普通打工者，人均收入较低（月收入数百元到一千余元者居多），多数村民家中积蓄不多。综合拆迁前后两个时期村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可以认为，E村普遍存在返贫现象。 　　高新北区F村2009年拆迁完毕，拆迁户皆为农村人口，农牧业占家庭收入比例较大。当事人丙介绍，当时其家庭种植收入约占总收入1/3，养猪养鸡占了收入的一大部分，征地对该类家庭收入影响较大。由于拆迁时间较短，返贫现象存在但并不突出。拆迁户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政府将良田评为荒地，从而给予较少补偿费用。 　　净月区G街区2009年拆迁完毕，拆迁户组成多为C市农业大学的教职工家属和小商贩，主要补偿方式为产权置换。当事人丁介绍，拆迁前主要房屋为平房，拆迁后回迁为楼房，政策为（拆前）一平换（拆后）一平，拆迁户自行承担差价。回迁最小户型也远大于平房面积，故户均承担差价在7万元以上。教职工群体工作较为稳定，拆迁前后收入几乎无影响，但拆迁对小商贩群体影响较大。其中一部分商贩系租房居住营业，该人群多数转租至其他街区；其他商贩承担了回迁差价，其中一部分人由于借债、资金周转不畅等因素导致返贫（参见表1）。 　　（二）返贫现象的原因分析 　　1.征地拆迁户经济收入结构发生巨大转变，收入减少。该现象主要体现于农村地区或城乡结合地区，此类地区特征为种植业及养殖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