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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谢晋情节剧电影研究 　　摘 要：谢晋情节剧电影的艺术成就深受瞩目，他的电影以政治大环境为背景，描写了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遭遇，折射出时代风云和社会现实矛盾。《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及《社会与主体性：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两篇论文均是对谢晋影片的深入分析，以儒家传统道德精神为基础对彼时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意识形态危机进行了详尽透彻的阐释，其中包含对空间性与主体性的分析。本文通过对两篇论文中关于政治与道德的置换、影片中不同视角下空间系统的分析以及基于儒家道德的主体阐释三方面的比较分析，试图厘清两位学者对于谢晋情节剧中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谢晋影片对于传统儒家道德的缝合、延续抑或对社会政治文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引起了我们对于谢晋影片的多元化思考，也需要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 　　关键词：谢晋通俗剧；政治；儒家道德；空间性；主体性 　　1979年到1989年，是谢晋电影模式的成熟时期，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动力，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历史为资源，谢晋电影强化了电影中的历史意识和人道意识。学者尼克?布朗在《社会与主体性：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通过比较中西方“情节剧”的不同，认为定义谢晋通俗剧应根据其在中国社会政治大背景下呈现的戏剧性冲突与通俗风格来考量，而不应专注于围绕西方情节剧强调的家庭及私人空间的性别差异和主体性分析。因此，他进行了从西方情节剧向中国情节剧的跨文化转换，称谢晋通俗剧为“政治情节剧”，而国内很多学者也将谢晋的通俗剧称为“政治/伦理情节剧”。“政治情节剧”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叠合在一起，又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将历史悲剧置换为叙事正剧。[1]学者马宁在《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一文中通过分析具体的镜头语言和人物的空间易位来分析主人公的政治身份，并探讨了两种通俗剧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指出，谢晋电影中不同的文化和空间符码的运用不仅化解了意识形态危机，也有利于促进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两篇论文都是讲述了新时期谢晋的电影特点，在政治符码与儒家传统道德之间的关系分析有相同亦有不同之处，并且都探讨了影片空间系统的运用，但着重于不同视角下空间性的分析，同时也对影片进行了基于儒家道德的主体性的分析，分析的角度也有不同。 　　1 政治语境与道德语境的置换 　　新时期，“文革”灾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这些事件成为谢晋电影的历史资源，他注重以大时代为背景，描写个体的生存形态，同时强调了历史意识和人道意识。他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将道德伦理融进政治背景。就两篇论文而言，学者马宁用传统儒家思想来划分政治区隔，同时以此为符码贯穿于影片的文本分析，而学者尼克?布朗则认为谢晋电影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 　　两篇论文均分析了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仁”以及“五伦”的社会关系，在《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中，作者儒家传统道德伦理成为划定象征区分的基础，由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是建立在道德教化体制之上的，“仁”的伦理准则成为父权制的能指和内/外、道德/不道德区分的基础。[2]这些象征区分不仅作为政治差异（政治帮派之间）的表述方式。也作为性别差异（父权制下的女性地位）的表述方式，另外，这一组象征区分也被用来对应另一组象征区分，即人/非人，传统中国文化其实抑制了个体身份。就儒家典籍中的“五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而言，作者认为，虽然“五伦”是不平等的，但它们也属于道德范畴之内，任何在“仁”所承认的原则基础上的行为或关系才被视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文中以基于儒家传统道德的男女空间关系和空间易位来表述主体政治身份、政治权力的变化。另外，文章以《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秋瑾》为例指出，局内人/局外人的矛盾也得到了来自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调节。作者表达了谢晋影片以传统儒家道德为基础的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不仅化解了社会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转型，儒家伦理与政治元素的衔接。 　　学者尼克?布朗的论文向我们揭示了影片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的秘密，他把谢晋影片称为“政治情节剧”，表达了影片主题是置于政治大背景下，对人物的政治处境进行了道德评价。例如，传统上认为的政治区隔与道德区隔已然不对应，并不是“左”就等于“好”，“右”就等于“坏”，影片还对性别关系进行了道德权衡，即影片《芙蓉镇》中两位女性不同的特点促成了观众对其政治身份和个体道德正义的理解。影片强调了儒家道德观远胜于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所带来的优越感。也就是说，伦理关怀在电影作品中解决了彼时政治体系自身遇到的难题。[3]这一观点与学者尹鸿的“用一个新的情感家庭、私人家庭去拯救那个在大家庭中受到伤害、受到排挤的人物”、“用家庭作为一个砝码来对道德的善恶进行奖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