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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语境下司法体制改革进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彰显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一些重要决断与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充分表明了中央推进司法去除地方化和行政化改革的坚定决心。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蓝图中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一年之间，两大主题，宣示了我们党高扬法治旗帜、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格局的坚定信念。“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深刻总结，也明确指出了继续推进改革大业的法治路径。毋庸置疑，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法治化进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当前司法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和 　　模式选择下的隐忧 　　司法地方化、行政化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领域关注已久的沉疴痼疾，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直接指向了“两化”问题。当前，粗线条、框架式、原则性的改革方案是否能够顺利落地并且朝着预设的方向演进，各种习惯势力和既得利益群体是否会对方案的内容进行有利于它们的变通，都极大地考验着方案细节的配套和跟进能力。同时，其中一些具体模式和程序方面的规定，或多或少与固有体制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不可避免带来落实上的困境，难以彻底摆脱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甚至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之间的博弈。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置主要以行政区划为主要依据，实行以地方层级行政管理为主、上级司法机关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上级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没有统一的管理权和决定权，司法的地方化十分突出。其一，司法机关隶属关系地方化。在法院和检察院两大系统中，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最高法院与地方法院之间属于监督关系，使得地方法院客观上隶属于地方，地方化倾向十分突出。尽管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地方化色彩似乎没有那么浓厚，但该问题其实仍然存在。其二，司法经费和人事任免地方化。我国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司法经费模式使得行政机关掌握着司法机关的经费管理权，司法机关的办公条件、装备、福利等受制于地方财政。此外，地方党政机关和地方人大还掌握着司法机关人员的提名和任免权。其三，司法运作地方化。在案件受理、办理、审理和执行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其四，司法管辖地方化。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完全一致，客观上为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地方的一切权力机构都会为维护地方利益而竭尽全力。对于这些司法地方化表现，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没有回避，而是直接面对。但其中一些突出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积极推进，如省级统管后的提名、任命和管理如何运作？省级遴选委员会、惩戒委员会如何组建？省级统管后与地方人大的关系如何协调？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如何探索建立？等等。 　　行政化与去行政化之间的冲突。一直以来，受我国司法机关脱胎于行政机关的历史传统影响，受外部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司法机关自上而下的管理行政化色彩十分浓厚，以办案为中心的司法权配置、行使司法权的组织和司法权的运行程序等行政化倾向十分严重。首先，司法机关地位的行政化。法院、检察院构建伊始遵循的就是行政机关的模式，虽然历经改革，但是法院、检察院和行政机关一样仍然具有严格的行政级别。其次，法官、检察官制度的行政化。法官、检察官仍然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实行政府行政部门的人事管理制度，参照公务员管理，选拔任用也要经过地方政府人事部门或者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再次，内部运作方式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案件审批制度一直沿用“办案人员→庭长、科（处）长→（副）院长、检察长”层层审批的模式，完全扼杀了法官、检察官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地位。最后，层级关系的行政化。对法院而言，法院上下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以及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于检察院而言，上下级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践中均大量存在层级之间的汇报请示、开会协调等行政化色彩。对于这些司法行政化问题，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同样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主要体现在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等三个方面，其中仍有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所在。如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及员额制在实践中带来的冲击如何消解，司法责任制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与保障，司法人员在办案中独立行使职权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如何调和，等等。 　　二、司法去地方化目标下的多维协同与有序保障 　　合理确定省级提名、任命的主体和程序。正确理解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不是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