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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海洋更辽阔是胸怀 　　1945年8月，苏军对日宣战，击毙日军83000多人，俘虏日军近60000人，并将这些俘虏带到西伯利亚进行监禁和强制劳动。这些人中，一部分经过改造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被释放回国，还有一些被苏联认为是“极端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根本不可改造的”死硬分子，继续留在西伯利亚。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19日，东北人民政府代表中国政府在绥芬河接收了苏方移交的969名战犯，将其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改造灵魂，战犯低头服罪 　　战犯们刚到管理所时，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认为自己不应该被管制。原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煽动部下说：“我和诸位都是奉天皇陛下旨意来中国维持秩序的，所以我们不是战犯，而是战俘。依据国际法规定，战争结束后应立即送还战俘。”并且鼓动战犯们进行抗议、请愿。原锦州市警察局警务课长鹿毛繁太积极响应藤田茂的主张，大喊“战后成立的中国无权监禁我们”。在他们的煽动下，一些战犯沿着监狱围墙喊口号示威。 　　为打击战犯的气焰，防止出现意外，管理所加强警戒，增加岗哨，取消自由活动时间，减少放风时间，对煽动闹事的鹿毛繁太等人采取关禁闭、取消户外活动等严惩措施。在强力管制下，跟风的战犯动摇了，他们怨恨挑头闹事的鹿毛繁太等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宣传。鹿毛繁太也在管教人员的教育下，乖乖地承认了错误，并写了检讨书，在广播中作了检讨。 　　对于战犯们提出的“战犯和战俘”的争论，管理所组织战犯们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国际法规。管理所有“文看古海，武看藤田”的说法，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根据自己的所学在战犯中宣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变化，每个战胜国有权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古海在战犯中很有影响力，经过他的宣传和管理所的教育，战犯们不再寻机闹事，监狱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195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派遣工作组到管理所，着手进行起诉战犯前的审讯工作，一些拒不交代罪行的战犯借机发动骚乱。战犯铃木太助从中央工作组进驻管理所的当天就开始绝食，战犯木村米之装疯卖傻。原日本陆军中尉俘虏监督官兼情报主任鹈野晋太郎在接受侦讯人员谈话时，公开对改造较好的战犯进行威胁。战犯市毛高友龙在苏联关押期间就组织过反动的黑龙会，他恶习不改，拉拢一帮人，收集那些真心悔过、认真改造的战犯的“黑名单”，打算返回日本后进行打击报复。 　　对此，战犯管理所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先将战犯分为进步、后进和顽固三种类型，又将顽固分子分为一般顽固分子和极端顽固分子。所谓一般顽固分子，是指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交代与否都难免一死，而不愿意交代者。极端顽固分子，则是一小撮抗拒改造者。针对这一情况，对一般顽固分子，开展感化教育。对极端顽固分子，揭露其罪行，开展批判，杜绝后患。管理所在战犯中揭露了市毛高友龙暗中制作“黑名单”的罪行，战犯们再也不愿意和市毛高友龙接触，其他极端顽固分子也被纷纷孤立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顽固分子阵营发生了动摇。这时，中央又指示，对尉官以下战犯免予审讯。尉官以下战犯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坦白自己的罪行。 　　改善生活，战犯良知复苏 　　新中国在百废待兴之际，耗资366亿多元东北币（合人民币38万元），对管理所进行了改造：将原有的难以照进阳光的小窗户，改成宽敞明亮的大窗户；给原来阴暗潮湿的房间安装了暖气，隔离出卫生间；把原来的“镇静间”改为浴室和理发室，“杀人场”改造成运动场；新建了图书馆、礼堂等。 　　在饮食方面，经过周总理批示，战犯们每天都能吃到供应紧张的大米。接着，依据战犯停战前的阶衔，又分为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管教干部们每天连玉米面饼都吃不饱，有的甚至出现浮肿，但战犯的大米饭和肉却一顿也不少。最困难时，管理所派人到热河的深山中打猎，补充战犯肉食供应的不足。有一天，在劳动时，风把管教干部干粮筐的盖布掀开，露出里面的黑窝头和野菜汤，战犯们才知道自己享受的是特殊待遇。他们纷纷表示：“中国政府为教育改造我们这些人弃恶从善，走向光明，如同老师对学生一样费尽了心血，我们若再执迷不悟，天理难容！” 　　在医疗保健方面，医护人员也尽心照料。战犯渡部信一患精神病，说治疗用的药物是毒药，不肯服用，管理所的医生护士在为其治疗期间都被他殴打过。护士赵毓英就将药碾碎，溶在水里喂其服用。经过10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渡部信一终于康复了。 　　据统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1年患结核病的患者有189人，先期治愈129人，另60名开放性患者经住院治疗和疗养，也于1953年治愈。由于战犯年纪偏大，患眼病和牙病的人较多，医务人员先后为302人镶牙，为151人配了眼镜。战犯铃木良雄在侵华战争中得了梅毒，需要青霉素进行治疗。中国政府用有限的外汇购买到青霉素，保证了治疗效果。 　　这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