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中国性文化史上第一流人物”.docVIP

潘光旦“中国性文化史上第一流人物”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有位学生向梁启超交了一份读书报告。梁启超读罢此文，拍案叫好，在批语中写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意思是，以你这样的才华，你研究什么都能够成名成家。 　　这篇题为《冯小青考》的读书报告，今天依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它出自当年只有二十三岁的潘光旦之手。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字仲昂，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北京等地的大学任教，以其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问和卓然不群的独到见识著称于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 　　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马克思主义和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冯小青》（即《冯小青考》的正式出版文本），译著《性的道德》《性的教育》和《性心理学》译注，树立了中国性文化史上的四块丰碑。无论从成就还是从影响力方面而言，潘光旦都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性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物。我国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曾说过，潘光旦在《性心理学》的译注中写出了“一部中国性文化史的大纲”。 　　“一个对于性的问题很早就感觉到兴趣的人” 　　潘光旦的父亲潘鸿鼎一生忙于乡国事务，对儿辈身教多于言传，埋头读书，报效乡国的家风代代相传。潘光旦从少年时代起就接触到性书籍并产生兴趣，这与他父亲的鼓励分不开。其父担任过清末翰林院编修，也曾任职于京师大学堂，思想较开明。潘鸿鼎赴日考察归来时，带回一本日本医生写的有关性卫生的书。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潘光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本书，便好奇地翻阅起来，一发而不可收。他父亲发现后，不但没有责怪他，还告诉他这是一本青年应该读懂少年儿童不妨也可读读的书。潘光旦多年后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坦言自己是“一个对于性的问题很早就感觉到兴趣的人”。 　　1912年潘光旦从“两等学堂”毕业，父亲从北京寄回家书，要他参加下年清华学校的入学考试。第二年父亲去世，十三岁的潘光旦遵父亲遗命考进了清华学校。这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潘光旦在清华“预备”了九年。其间除了抓紧学习英文，他从没有放松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在寒暑两个假期，别人都想方设法放松放松，潘光旦则按预先定好的计划读书。他说：我是中国人，要是没学好中文，那是一桩羞耻的事情，要是没学好英文，跑到国外去留学，岂不是滥竽充数，贻笑大方？因此，在清华期间，潘光旦在国学水平和英文水平两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期的清华学校只招收男生，他们大都处于青春发育期，对异性的好奇与兴趣随着身体的发育与日俱增。但是在学校的环境里又难得接触到女性，这种好奇与兴趣越来越强烈。“封建社会由于日常生活中把两性隔离开来而发生的所谓同性恋爱的现象，在清华也有所流行，在某些角落里也曾造成过很恶浊的气氛。” 　　在这种环境中，已经读过“性”书的潘光旦设法偷看到了一些含有性爱成分的小说或图画。那些科学价值颇低的性爱读物，尽管满足了他一时的好奇心，但满足不了理智上的求知欲，比如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记载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性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有同学产生同性恋的感情等，都是他想要解开的谜团。 　　当时清华学校的教育，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通识教育”或“通才教育”的道路。课程与上课时间不多。学校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本人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清华的藏书一直比较多，当时号称国内最现代化的馆所建成以后，库藏更充实，环境更吸引人，借阅也更方便。特别是到了高年级，很多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搞些小题目，从事写作，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这无形中给潘光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920年，潘光旦在清华图书馆发现了西方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的英文原著《性心理学研究录》，共六大册。这部书在当时还不能公开借阅，平时锁在书库以外的一间小屋里，只有教师和校医可以问津，所以潘光旦费了不少的周章以后，才逐本借阅了一遍。幸运的是，潘光旦这时在清华已有七年扎实的英文训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也比较丰富，因而基本上读懂了这部性学名著。如果早几年看，他或许未必能够理解书中的要义。读完这六大册后，当时的他就颇为自豪地以一个性方面的小权威自居，不少同学也拿一些自恋与同性恋的问题向他讨教，他也不客气地就自己所知逐一解答。此前他还认真阅读过西方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感到获益匪浅。他一向喜欢看中国的稗官野史，在其中发现了明末一个奇女子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