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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文化人格对当代校园文化建设意义 　　摘要：苏轼是一位集诗、词、文、赋多种成就于一身的文学巨匠。他就像他的诗词文赋，具有无比丰富和有待挖掘的可能性。他的一生以一种开放兼容的态度，吸纳融合儒道释三家思想，建构了自己博大丰富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对宇宙人生的深入思考和困厄生活的磨砺下，苏轼塑造了一个健全、圆融、可亲、可爱的文化人格，实现了困境中的精神超越，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不断传承，并在当今社会呈放特殊的光彩，为当代人尤其是当代高校学生建设精神家园、塑造阳光心态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苏轼不仅在宋代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且为后来的文人所敬仰和仿效，即使在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模式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中，也仍具有诸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轼人格独立困境超然阳光心态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49-2 　　一、主体精神与人格独立 　　中国旧时代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既想追求独立性但又始终不能摆脱依附性的阶层。苏轼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其人格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同样兼而有之 　　首先，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苏轼人格的独立性。苏轼取有的儒释道思想用于其人生态度与行为方式的选择与确立，也独异于以往之士大夫。苏轼的意义在于他把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释的超然出世变为共时性的同步，道释之出世思想不仅未成为否定其入世思想的消极因素，反而成为一种独立于污浊现实之上的人格精神支撑。他的性格卓然而不随，既有独立的见解，也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为进退得失所累，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的高扬，正是基于他正道直行与齐得失超生死的人生观。也因有了这种人生态度，他才敢于面对现实人生，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巨大的独立人格力量。直道而行，独立不改，处忧患而泰然自若，其文化人格的独立性自有其深厚的文化意蕴。 　　其次，从政治斗争来看，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关系到他整个的政治命运及身世遭遇，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其文化人格中充溢旺盛的独立精神。王安石的改革着眼于理财，新法接连出台，而宣传不到位，中央不统一，未能集思广益而树敌太多，致稳健老臣与不同意见者处于对立面。计划本身有不正确处，实施过程操之过急，造成整个社会生活、经济秩序的较大混乱。苏对王的批评，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改革，而是基于自己的政治定见而又主要针对王安石变法的消极面的。例如发放青苗钱的措施，本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到了实施方案的官吏那里，不问农民需要与否，有无偿还能力，一概采用强贷的方法，以多放为政绩，而农民得了青苗钱未必都用于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或增加农业投人。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苏轼在他的制策、奏议、谢启中提出的改革主张，就会认为他的改革思路或许更切近现实。他针对当时的“三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等一系列改革主张。苏轼深知改革是一项异常艰难的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事情，故寄予“磨以岁月”“十年之后”的持久式的渐进改革，是不难理解的。对封建社会数千年的积弊，非猛攻不足以摇其本，非扎实稳健不足以毕其功，所以，王安石的激进在这个意义上是必要的，而苏轼的稳健也自有其道理。 　　苏轼在政治上所表现出的充满独立精神的人格力量，不但在于他对社会改革有自己的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更表现在一生为党人倾轧、小人构陷而不屈，一贬再贬而不悔，体现了中国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卓绝品性与浩然正气。《宋史?苏轼传》曰：“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此论极为深刻而正确。苏轼之所以为苏轼，就在于真诚地表现自我的全人格，不为名利富贵所诱，不为祸辱所困，不自韬戢，不扭曲自己，表现出卓特的政治品质。在封建时代，士大夫能获得“柄用”的良机是极为难得的事，而仕宦之风波，又使人处处如临深履薄。所以士大夫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柄用和为了安全与生存免祸，“韬戢”一下，压抑一点独立性，原是常有的和可以谅解的事。但苏轼人格之可贵，正在不为“柄用”或“免祸”而“韬戢”而“易其所为”。当王安石执政之时，神宗很赏识他，“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却直陈新法之弊，不愿“附会”而自请外任。后来旧党得势，他原与司马光私谊甚好，只要愿“随”，也可“柄用”，但他又挺身而出，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说“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而终于未能免祸，遭到新旧两党的排挤和打击。“乌台诗案”即是这种打击的集中表现，于此也最元气淋漓地表现了“轼之为轼”的真情性、全人格。 　　再者，需要指出的是，苏轼自主自觉的独立精神，除了他个人的禀赋学养外，也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北宋儒学各家以天地胸怀来做人世事业的精神，这种人生境界也体现为苏轼文化人格中主体性的高扬。 　　二、现实的生活态度 　　苏轼的文化人格塑造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