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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时差与译文准确度相关性 　　摘要：论文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汉英同声传译中，在缺乏准备的带稿同传和无稿同传两种模式下，译文的准确性和译员的听说时差有何差异以及听说时差和译文准确性之间的相关性，并试图分析其中的原因。 　　关键词：汉英带稿同传；汉英无稿同传；译文准确性；听说时差（EVS） 　　中图分类号：H08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6-0106-02 　　在同传实践中，带稿同传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即同传译员事先已获得发言文本并据此进行翻译。但有时会方未能提前拿到书面文稿而无法向译员提供发言文本，发言人照旧读稿发言，译员不得不做无稿同传；或者组织方在大会即将开始时收集到了书面文稿并匆匆交给同传箱里的译员，这时译员也只能粗略浏览文稿，几乎无暇进行查询和详细标注。上述状况在真实工作环境中较为常见，不论是无稿同传或是准备欠缺的带稿同传，译员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那么，在上述两种传译模式下，译员的表现有何不同？带稿同传是否从各方面一定优于无稿同传？即使译员在会前几分钟拿到了发言文稿，是否一定要从头到尾对文稿进行视译？笔者将通过对两种传译模式下译文准确性和译员听说时差的比较研究，分析译员在欠缺准备的带稿同传和无稿同传中的表现，希望能够启发译员在同传实践中考虑不同的策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文献综述 　　1.Daniel Gile认知负荷模型。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不但要求译员所需的总体精力要小于可供给的精力总量，而且每一个环节上的精力需求也不能超过精力供给。总体精力供给不能满足总体需求时可导致饱和状态。例如译员可能因为想找一个最佳的表达方法，花过多的精力在前一句的语言产出上，而占用了后一句的听与分析精力。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饱和状态，而是译员没能很好地协调各部分处理能力。[1]上述认知负荷模型是针对无稿同传而言的。从理论上来讲，带稿同传与无稿同传相比，除了译文产出和协调负荷两个环节基本相似之外，具有以下不同之处：①听力理解与分析负荷→阅读理解与分析负荷。带稿同传译员除了从耳机中获取发言人的声音提示，还有手中的书面讲稿提供视觉信息，这可以减少记忆负担，也可削弱发言人口音、音响质量等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②短期记忆负荷→监听负荷。带稿同传译员在进行视译的同时，还需要监听发言人的讲话，注意发言人的进度，有无跳转、增加评论、删减文段等，以便及时做出调整。Gile的这种理论模式系统性地解释了译员在同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诱因（Problem Triggers），这些困难可能会影响译员的精力分配和表现。Gile把这种困难诱因分为两类：一是脑力要求增加，诱因如信息密集、专业性词汇较多，源语与目标语句式差异大或是其他不利的外部因素；二是信号脆弱，指由于语段短小简练，只要译员稍不留神就会漏译，例如数字和简短名字，也包括缩略语。 　　2.听说时差（Ear-Voice Span）相关理论研究。Roderick Jones（2002：72）提到，“在同声传译中译员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什么时候开始翻译，与发言人的源语要保持多大距离。一方面，需要等待发言人一会儿，以使译员能表达出有意义的信息；另一方面，译员等待时间不宜过长，否则译员在整个发言过程内都在追赶发言人，有可能会丢掉重要信息。”[2]Jones总结的译员开口时机的最终原则就是“译员在从发言人那里得到足够的信息可以开始自己的句子后就开口”。他认为译员开始一句话时可能脑中会想到如何结尾，也可能在翻译过程中改弦易辙，但只要是忠实发言人的意思，而且前后一致就不是问题。另外，译员与发言人的开口时差应始终基本保持恒定，但译员也要灵活把握，根据发言人的节奏、风格、讲话内容以及一些特定的句法等调整时间差。最早的同声传译全过程模式是Gerver David提出的。关于译员的开口时机问题，Gerver（1976）指出大部分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表明译员的平均开口时间为落后发言人2～3秒。[3]有研究表明，65%～75%的时间是译员和发言人同时说话。[4] 　　二、实验设计 　　实验材料为某市副市长在一次大会上的致辞，音频为会议现场的真实录音，发言人语速中等偏快，无口音问题，偶有脱稿即兴发挥情况出现。材料中有一部分数字较为密集。本次试验对象为8名同年级英汉同传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均有在正式会议中的实践经验。笔者将受试者分为带稿同传组（4名）和无稿同传组（4名），带稿同传组译员拿到的是发言人的讲稿（不包括即兴发挥部分）。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1.译文准确率比较与分析。所有受试者的译文准确率都比较高，受试者可以译出大致内容，尽管或多或少存在缺陷。综合看两组的平均准确率，发现无稿组的表现略优于带稿组，分析原因，一方面带稿组的优势减弱，因为提前准备时间只有5分钟，准备欠缺，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