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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借鉴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 　　我们真正需要尽快建立的是一种以“集体决策、个人负责”为特征、拥有完全自主权但又受到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制约的、在法律上代表高校且具有最高决策权威的治理机构。具备这些特征的治理机构，无论其名称如何，都有可能成为真正有效率的高等教育治理制度安排 　　 　　制度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可以将有限的资源以一种最节约成本的方式配置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地方，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高校董事会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进行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在这一改革中是否需要借鉴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中的某些精华，以及我国的高校董事会制度应该如何改革，确实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成功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国家。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克尔（前加州大学系统校长）和盖德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发现外行董事会制度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实权制，以及强调机会均等、自由选择、公开竞争、多元主体办学、大量投入，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取得这一骄人成就的原因所在。包括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纷纷效仿美国高校的董事会制度，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制度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巨大贡献。 　　董事会制度是美国高等教育最具特色的治理制度安排，它具有如下几个核心的特征: 　　首先，董事会是高校的法定代表机关，单个董事不具有法律上可以代表高校的任何地位。法律上对董事会与董事个人权威之间的明确区分有助于确立董事会的集体权威，防止董事滥用职权。 　　其次，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是一种集体决策制度，由整个董事会而不是董事会主席代表高校的最高决策权威。集体决策相对于个体决策来讲，更容易集中多方的智慧，更容易避免一个人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但由于决策过程和决策行为受决策者个性、才能等因素的影响，仅靠这种集体决策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些问题。一个被校长俘获的董事会很容易成为橡皮图章、乡村俱乐部，一个由各方利益代表组成的董事会也可能成为利益的角逐场。 　　第三，董事需要为决策负个人责任。当董事必须为决策负个人责任时，他们就必须更加审慎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以避免受到来自法律的惩罚。但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或者法律惩罚力度不当，都会导致个人负责制度的功能失调。有效的监督机制需要以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为前提，合理的法律惩罚力度需要以理性的研究为基础。 　　第四，董事会是由外部人士组成的治理机构。这有效地避免了高校内部利益群体对高校事务的控制，使高校成为对社会而不是仅仅对内部人利益负责的机构。 　　第五，强调治理结构的清晰性，尤其强调避免权力的重叠和集中，以及对于权力的问责。美国高校董事会只负责“治理”（govern），管理权交给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层。校长和董事会主席两职合一普遍受到限制。清晰的治理结构有助于对权力的问责。 　　第六，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高等教育管理机构设置，它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法律制度、私人制度等等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结，强化了董事会制度的真正功能，提高了董事会治理的效率。 　　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虽然历经三百多年基本保持了其稳定的特征，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换句话说，它并没有解决所有的效率问题。尤其当出现新的问题时，仍然需要做出一定的改革，以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例如董事会的次级委员会就是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治理任务的复杂化而出现的。在安然事件出现以后，美国很多高校的董事会开始设立审计委员会，也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不同类型高校董事会制度的功能和效率具有不同的特征。相对于私立高校来说，公立高校董事会制度存在更多的功能失调和效率问题。 　　三百多年的历史表明，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治理制度，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基本上是有效率的。它所具有的上述核心特征，有很多是我国的高校治理制度中所缺乏的。更为重要的是，系统化的制度安排使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法律规定、私人制度或双边契约，更重要的是它培育了一套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事实上成了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维持着董事会制度的良性运行，使董事会制度在整体上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在我国，私立高校的董事会通常由投资者控制，他们往往过分注重个人利益回报而忽视高校的长远发展以及学生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便有一些外部董事，但这些董事多数是离退休的政府官员或社会名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身份看作一种名誉性的，对董事的权责和义务缺乏清醒的认识。出于节约成本和物质利益回报最大化的需要，投资者往往过多地介入高校日常管理事务，董事会与校长的关系没有清晰的界限。而我国某些公立高校所设立的董事会严格来说并不是治理机构，而是一种类似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