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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特征,实践性和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属性,实践理性是孕育创新或创新精神的土壤,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更好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成长土壤,随着认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实践理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要全面把握实践理性的含义,就不能绕过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三个关键性环节。 　　 　　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的概述 　　 　　在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史上,是康德率先将人类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认为实践理性是指行为的规范,其目的是探求和实现人的意志自由所需要的东西。黑格尔同意康德对理性所作的区分,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并未超出那理论理性的最后观点――形式主义。黑格尔认为:实践理性“是实现善的冲力,亦即意志或观念的实践活动”,它要求达到善的目的,并通过扬弃现存外在世界的规定以实现自己,因而它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向外改变外在世界的规定,使自己获得外部现实性形式的客观实在性。可见,黑格尔是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上把握实践理性。 　　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所理解的“实践理性”,实质上都是精神自我意识的活动,与马克思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理性活动相去甚远。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理性”则指向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实践唯物主义来说,任何观念活动都只是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都是整体理性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事物的现状”。实践理性是这样一种理性:它辐辏于改造人和世界的实践活动;它所解答的是如何改变人和改变现存的世界;它是特指人的实践思维能力、实践自控能力和实践行为准则;它是主体如何改变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观念性掌握;它是“理性”之“实践”功能的观念表现,是人类实践的导向性因素,抑或引导与规范实践的主体性因素。总而言之,实践理性是人类对感性的物质世界“应如何”和“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中国人历来讲究“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把那些不可证明的超验的东西搁置起来,不让它们影响自己的实际生活,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训诫。正式由于中国人的哲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很难发展出西方人那种绝对超验的哲学逻辑体系来,更不会有西方那种至高无上、逻辑严密的神学理论体系和坚实的神学信仰体系。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这种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人纯粹理性的发展,却极大地发展了中国人的实践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通过贯穿中国哲学始终而源远流长的“知”与“行”范畴,即以之行论来变现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精神。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就在于它不是纯粹抽象超经验的意志,而是带有极强的现实实践性。它要求在有限的、感性的、现实的(也是世俗的、常识的)伦常物理中,去寻求和论证超越这有限、感性、现象的无限、理性和本体。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体用一源”、“体用无间”。作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道或理不在宇宙万物之外,也不在人类生活实践之外,中国的哲学家并不从纯粹的理论兴趣出发探求知识,把“求是”即探求知识同“实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张为“实事”而求知识,求那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的知识。他们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写出许许多多大部头的哲学专著,而是习惯于用短文、札记、书信、语录、注疏等形式表达自己的睿智哲思,他们的哲学往往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的人生实践当中。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的民族文化形式,它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毋庸置疑的继承关系,但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是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践理性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人类关于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是主体对未来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做出的超前反映或观念预演”。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实现、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主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体现为一种社会性、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