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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写手权利尴尬 　　一个经常被控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业，也面临着自身著作权难以有效维护的命运 　　 　　争执，仇人相对的结局。 　　5月30日早上10点多，艺文图书工作室助理樊烈打开工作室大门时，他没有想到刚才敲门的人不止一个。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对方5个人都一拥而入，进入另一间屋子，声称要找工作室的负责人理论。 　　此前一天晚上，樊烈接到工作室一名写手的短信，短信内容为“今晚十二点前务必将三千块钱打入我银行卡里，过期后果自负。”樊烈见对方态度如此傲慢，就没回短信。 　　发短信的人叫谢伟，系艺文图书工作室的一名图书编辑，因为打算辞职，所以很急切地敦促工作室的助理给他结算工资。但几次电话打过去，对方总敷衍。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强硬点，叫上几名亲戚给自己助威，直接到工作室找老板讨说法。 　　 　　“书成稿期即辞职日” 　　 早在5月初，因为艺文图书工作室出现严重的人员流失，在此工作满半年的谢伟就曾提出过辞职，但被樊烈劝留下来。当时樊烈私下跟谢伟商量，如果他把手头上的《跟蔡康永学说话》这本出版社交代下来的畅销书编写完，至少能拿到三千元的稿酬。谢伟勉强同意，但和樊烈约定“书成稿期即辞职日”。 　　5月26日，“写手”谢伟将图书《跟蔡康永学说话》部分稿件交付给工作室，并正式提出辞职的要求，希望对方履行承诺，尽快结算当月的工资。 　　但艺文图书工作室声称只能支付谢伟900元，理由是谢伟当月缺勤严重，而且《跟蔡康永学说话》这本书的稿件是在仓促中完成的，质量不过关。“整本书只完成了一半，而且好多章节是从网络上一字不落复制出来的，叫我怎么给他（谢伟）结工资？”工作室负责人薛安说。 　　谢伟觉得工作室在结算工资上三番五次出尔反尔，有必要找负责人一次性把工资都结算清楚，否则就要闹到法庭上去。于是，他给樊烈发出语气强硬的短信，为拿到三千元工资誓不罢休。 　　发短信的第二天早上，谢伟带上姐姐，姐夫，姐姐的朋友一起五个人气势汹汹地来到艺文图书工作室。两方争执了半个多小时，引来了隔壁邻居的围观。见现场火药味越来越重，薛安打电话报警，称有人私闯民宅。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的民警赶到后，询问了工资结算的问题。薛安回答说，“他一个月写10万多字，我给他1000来块钱。”民警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建议双方找劳动仲裁。 　　当天，谢伟满怀信心地跑去北京市通州区劳动局，希望仲裁机构给给说法。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劳动局说艺文图书工作室没有注册成立公司，“劳动仲裁帮不了忙。” 　　随后，谢伟找到一名律师咨询。可律师给的回复是“工资这块儿争，没啥结果，工作室会处在上风。”理由同样是“没注册，劳动法管不了。” 　　 　　 写手的命运 　　 工作室没有工商注册，也没跟自己签定劳动合同。谢伟对自己的图书编辑职位产生了怀疑。没事实上，无单位依附的谢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写手”。 　　写手一般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他们或以文学创作作为奋斗目的，有的受雇给专门的文字工作室，从事着文字加工的工作。他们参与捉刀的文字包括图书、剧本、评论、新闻、宣传软文，有的甚至专职编写手机祝福短信和各种手机“段子”。 　　谢伟是机缘巧合走上写手的道路。2010年7月，谢伟毕业于河北省燕郊的华北科技学院，学的是机械专业，但谢伟并不喜欢进入工厂干机械这一行。擅长舞文弄墨的他，平时最喜欢跟文字打交道，希望找一份撰稿方面的工作。 　　9月，他在网上看到一则北京艺文图书工作室的招聘信息，工作室的负责人薛安自称中央电视台原记者，一名自由撰稿人，曾发表文字数千篇，而且还出版过几本小说。谢伟抱着一份美好的文学梦想，联系上了薛安，并发去了简历和文字作品。很快，工作室接纳了谢伟。 　　图书工作室是近年来随着畅销书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大都是由图书作者自发组成的写作小团队。通常的工作流程是先进行市场调研来策划选题，接着收集材料写作，然后将完整的图书内容出售给出版社和民营书商，从而取得稿费报酬。图书工作室规模一般很小，小的三五人，一般十几二十几个人，也有个别大工作室发展到了几十人甚至百人以上的超大队伍。 　　业内人士向《方圆》记者介绍，一般写手在一个图书工作室内，必须每月完成一定数量的撰稿，少则几万，多着一二十万。他们自称“码字者”，因为觉得这种写作方式毫无创造性可言。“专业作家一年写十万字不算少，但是写手一个月写十万字就得饿死。”艺文图书工作室内的一名写手这样说道。 　　谢伟进入的艺文图书工作室，加上负责人一起共七个人。初进入图书工作室，谢伟干劲十足，无论是申报图书选题还是对杂志的撰稿，都完成得很快，深得负责人的赏识。这种热情，用谢伟自己的话说，“纯粹是对撰稿的一种热爱。”尽管按照上稿量计算报酬的方法，谢伟前两个月拿的工资不到一千元，但还是乐在其中。他认为只要多写稿子，写好稿子，以后肯定有不错的报酬，况且，按照招聘上写的“三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