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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唱团关于理想课堂作文 　　如果上网搜“独唱团”这三个字，跳出的页面数都数不完，在几乎每一篇对《独唱团》这本杂志介绍的帖子中，都会有这样一句话：“《独唱团》，原名《文艺复兴》。”这个原名没有能够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却通过这样的方式广为流传，宣扬着这本杂志的初衷和目的。 　　“文艺复兴”在历史上是一次文学艺术的高潮，但却是打着复兴的旗号在进行创新，这个名词既是浪漫的，又是战斗的，还带有一点点的无奈，也许这正是主编韩寒对这本杂志百感交集的定义。现在封面上出现的名称“独唱团”，也同样值得玩味，它是一个“团”，演员却在“独唱”，这是一种期待，一种理想，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必被迫写出一个调调的作品的理想，一个不管想说什么，都可以直抒胸臆的理想，也是一个不论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都可以在这里和谐共处的理想。 　　 　　一、 文学理想的生活感悟 　　在《独唱团》卷首语中，韩寒有这么一段话：“但总有一些世界观，是傻逼呵呵地矗在那里的。无论多少的现实，多少的打击，多少的嘲讽，多少的鸽子都改变不了。”①这样的世界观是什么呢？是“写点小诗，弹点小吉他，摘些小花，女生们都被迷倒了”。女生们会被这样的情调所迷倒，这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至少不会常常发生。如果这样的“文艺腔调”可以带来爱情和仰慕，那么文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是“复兴”了。这是韩寒的文学理想，希望文艺是纯粹的、原初的，是温和而柔软的，令人动容的。 　　在这本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的理想，儿时的，少年的，生活的，思想的。《独唱团》的第一篇文章是周云蓬的《绿皮火车》，写的虽然是漂泊和旅行，但其中有一个中心的城市，就是北京。把北京作为自己的理想，我想是每个人年少的时候都做过的事，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中心，是由巨大的天安门广场、雄伟的万里长城、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搭建起来的昂扬的欣欣向荣的影像。就算是生长在北京的人，心中也会有一个名为“北京”的意象化的城市存在。随着我们慢慢长大，那个遥不可及的心脏一般的北京就会慢慢消失，而这，正是我们与理想逐渐背道而驰的一个表象。但是在周云蓬的散文中，虽然对北京的印象在改变，但是北京始终是他心中的依靠。开篇写的是他的童年：“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然除了北京。”北京在这里，就是我在前文中所提及的意象。当作者长大见世面之后，北京的政治神圣感被消解了，但它作为文化的圣地，又再一次勾起了作者的心思：“那时我那么崇拜文化，一下火车就去了王府井书店，还没拆的那个。傍晚，去了陶然亭，因为我刚听过收音机播的《石评梅传》，想去拜祭一下这位遥远的才女。”当然，北京也被作为出人头地的最佳地段：“爸爸说，你要想唱歌，就得向毛宁学，争上中央电视台，人家就是沈阳混出来的。”但最后，北京是一个温暖的归宿：“这时，我又想念起那个遥远的‘大锅’（即为北京――笔者注）了，它是温暖的，可以肌肤相亲的，世俗的，有着人间的烟火。”就这样，北京对于周云蓬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城市，漂泊不会是常态，如何将流浪和漂泊诗意化、浪漫化，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如何将自己旅行归来之后，投入繁琐的日常生活的这个城市作一个理想化生存的叙写，我想这倒是一个新鲜的故事。 　　同样描写日常生活核心价值的，还有欧阳应霁的《贴地快感》。这篇描写香港本土车仔面的文章，展示着香港人一向对市井生活的关怀和尊重。我们在很多的香港电影当中，看到的都是狭窄的街道，凌乱的霓虹灯，各色小人物，那种廉价而饱满的烟火气息也同样出现在欧阳应霁的文章里：“相对的便宜，多选择，快，自有其混杂无章的口味，这也正是我理解并且认同的最贴地的香港市井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和每一个香港人一同成长，就算长大后的生活千变万化，车仔面的回忆是不会消失的。做一个骑着摩托四处吃车仔面的骑士，对于欧阳应霁来说，又何尝不是生活的理想之一呢？ 　　说到骑摩托，自然就会想到那种风驰电掣的快感，《摩托日记》所叙述的，就是一个爱车人的车生活。文中提及的各种型号的摩托车，太过专业，太复杂，使得这篇文章的可读性较低。为什么会将这样一篇近乎专业的车评文章选用在这本文艺杂志中？我认为这是因为文中所表达出的那种对自由、对孤独的体会和思考。作者梁朝辉对摩托车的初体验，也是源自童年：“这台车没有设计电源钥匙，踹两脚就能启动引擎，这种功能用现在的说法是‘无钥匙启动’，它似乎是为我设计的，因为我常常能在邻居午睡之时，不用钥匙就能骑着跑不快的小摩托飞奔几十公里，永远一个人，做贼般走向孤独，然后在主人睡醒之前安全返回。那一年，我12岁。”后文写了大量各种型号的摩托车，描述它们的性能，但是最终，所有的摩托车在作者眼中还是回归到他最初玩小摩托时所产生的摩托理想：自由和孤独。 　　对于自由和孤独，另两篇的诠释可能更为彻底，那就是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