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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庭的正当性分析 　　摘 要：环境法庭自产生以来就饱受争议，不少学者质疑其存在的正当性。支持者通常均使用能动司法理论，指出环境法庭的产生是对解决环境问题的现实需要的回应，是回应性法的一种。然而在法经济学的视角之下，法律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需要合理配置。环境法庭在法?济学的范式理论，也即环境成本效益理论、法律市场理论、法律供求理论以及法律均衡理论分析之下均具有正当性。 　　关键字：环境法庭；正当性；法经济学；法律成本 　　自2007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个环境法庭[1]在贵阳成立以来，全国各地的环境法庭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2]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14年6月新设了环境资源审判庭，但是对于环境法庭的争议仍有很多，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很大，其中首先就包括了对环境法庭正当性的争论，支持者主要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际需要和能动司法等为主要论据，但尚未有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拟从法经济学范式的角度入手，对环境法庭进行分析，以期能为环境法庭正当性的分析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1 法律成本效益理论下环境法庭的正当性 　　法律成本[3]理论的核心是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分析，即指不同的法律方案实现人们既定目标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在特定的时空领域人们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4]。法律成本概念事实上是体现了人们在环境不确定、信息不完整、自身认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选择制度时的不同反应，是分析法律制度的比较效益大小及其对相关法律后果的分析工具。而环境法庭的设立正是减少了法律成本，提高了环境司法制度的效益。环境纠纷与传统纠纷有很大的区别，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传统法院审理这类纠纷时面临许多挑战，如缺乏法律和技术专家、高昂的诉讼成本、耗时太长，判决缺乏环境考虑等等，从而使得有了训练专门环境司法人才、设立专门环境法庭来解决环境纠纷的必要。事实上，在现有环境诉讼问题解决的紧迫性下，未设专门环境法庭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律成本要高与环境法庭。环境法庭具有的提供专业技能支持，提高案件审理效率，统一纠纷处理及法律适用的尺度等等优点，降低了环境司法的成本。 　　在法律成本效益理论框架下，对法律进行效益分析的核心，在于法律本身就是适应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变化和发展也根源于不同时期人们利益要求的变化和发展。在此意义上说，利益规律乃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法律活动的实质就是权利义务遮蔽下的利益交易。[5]“法律的价值是一种利益衡量价值”，[6]法律的利益衡量“是确定法律未来发展方向的基准――这一判断标准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从法律外部对法律的批判，亦即根据法律应予服务的社会目的对法律推理的前提进行的批判。”[7]假定法律环境（如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状况等）保持不变，立足于尽可能促使法律低成本高效益的评价标准时，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法律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8]。也就是说法律在最初实施时，由于立法和司法的针对性强，会产生规模效应，法律效益比较高，但久而久之，当边际收益达到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时，法律的效益就会转而减少，以至到后来，虽然法律存在，但其效益微乎其微，而产生法律规模不经济的现象。也正是因此，关于环境司法（尤其是环境法庭设立）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效益”转而减少。事实上，对环境法庭正当性的诟病，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环境法庭于法无据。质疑者主要指出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环保审判庭没有法律依据。[9]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能“根据需要”设立其他审判庭，基层人民法院不能设立环保审判庭。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一制度实践在很早就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给予了明确表态，认为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尚无法律根据。 　　但是，《人民法院组织法》是1979年制定的，“中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根据需要可以设其他审判庭”的规定是在1983年修改的，尤其是反对者最喜欢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目前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尚无法律根据”的司法解释是在1989年作出的，时隔二十多年的时间，恰恰又是中国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事件大规模爆发时期。这二十多年间，环境问题从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转变为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公民的环保意识也空前增强。这些规定的“效益”已然大大减少。当普遍设置环保法庭成为了救济公民环境权益、解决环境问题的必须时，环境法庭应运而生。实践中，无论是从环境法庭的管辖特点（解决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上作用尤其突出），还是专业化程度，抑或是审理方式的多样性等等来看，环境法庭也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2 法律市场理论下环境法庭的正当性 　　经济学中的市场是相互作用、使交换成为可能的供求双方的集合，它是一种用以评价各种竞争性资源使用方法的有效机制。法律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