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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湘的书评创作 　　摘 要：“新月派”诗人朱湘写过很多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名诗。1934年出版的散文、评论集《中书集》除却第一辑为散文随笔，第二、三、四辑基本都是古今中外书评文章。第二辑是古代文学书评，第三辑是现代诗歌、现代作家评论，第四辑是外国文学书评。《中书集》中的书评体现了朱湘态度严谨、风格犀利、情感充沛等创作特点，在中国现代书评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新月派 书评 朱湘 《中书集》 　　朱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与闻一多、徐志摩比肩的大诗人，也是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被鲁迅誉为“中国济慈”。朱湘以《采莲曲》《废园》等诗歌蜚声诗坛，但他的凄惨身世令人扼腕，1933年12月5日，走投无路的诗人投江自尽了，如果不是朱湘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他内心的苦闷与压抑：“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我的诗神！”[1] 　　朱湘年纪轻轻便已文采了得，从位列“清华四子”到成为“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作品由于风格独特受到了很多关注，但是鲜有人注意到朱湘的散文创作同样独树一帜。新月派作家热衷于书评创作，朱湘也不例外，他曾用“天用”的笔名在1924年《文学周报》上开辟“桌话栏”，发表了关于《呐喊》《红烛》等作品的书评。他的书评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大部分被收录在《中书集》中。 　　《中书集》在朱湘1928年留美期间就已经编写完毕，但是到他死后第二年即1934年，才由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第二辑为古代诗歌和戏曲的书评，如《三百篇中的私情诗》《五绝中的女子》；第四辑为外国文学书评，如《说译诗》《谈〈莎乐美〉》。这两辑中的文学批评笔调随意从容，体现了作者遍览古今中外名篇的渊博知识。第三辑主要是对同时期文坛创作的书评，特别是对诗歌创作的批评，如《评徐君志摩的诗》《郭君沫若的诗》，涉及的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刘梦苇等，其中不乏对当时文坛现状和中国新诗未来走向做出的探讨，主观色彩强烈。总的看来，《中书集》第二、三、四辑的书评文章与第一辑的纯文学化的散文风格差异较大。因此本文主要探究的是第二、三、四辑中的20篇书评文章，从内容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来研究朱湘的书评创作特点。 　　一 　　朱湘《中书集》中的书评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古代文学书评、外国文学书评、现代诗歌和现代作家书评。 　　朱湘自己曾说：“文学是一切的伟大、奇特、繁复和体验的纪载总和，无论何人，只要识字，便能由文字中取得他的好心所渴望的，一个充量的满足。”[2]因此《中书集》中的评论文章涉及古今中外，可见作者宽广的阅读面和视野。 　　（一）古代文学的评论 　　古代文学书评主要集中在第二辑中，《五绝中的女子》总结了我国各种诗体中提到的女子诗歌，只有五言绝句歌咏女子的时候最多，并把它们分为五类，详细评论了吟咏女子意态的诗。《王维的诗》中把王维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对比，指出王维的诗作是中国意笔画和印度哲学化孕出的，盛赞王诗用画笔、达禅机的特点。 　　在第二辑的书评中，朱湘还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中肯切实的意见。之所以说朱湘对于新文学运动是不可或缺的一位诗人，不仅在于他为中国的新诗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力量，更在于他能以新文学发展为己任，时刻思考着如何让新文学的种子在中国的大地上茁壮成长。虽然朱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逝世了，但是他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对于新文学的独特看法和理论。《古代的民歌》写到： 　　“我们中国的旧诗，现在的命运，正同英国浪漫复活时代的古典主义的命运一般，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宝藏悉尽的矿山，它无论再掘上多少年，也是要徒劳无功的了，为今之计只有将我们的精力移去别处新的多藏的矿山，这一种矿山，就我所知道的，共有三处：第一处的矿苗是亲面自然，第二处的矿苗是研究英诗，第三处的矿苗是攻古民歌”。 　　朱湘运用比喻的手法，巧妙地将旧诗比作衰颓的矿山，生动的指明了新诗的发展需要去挖掘新的矿苗，为新诗发展指明了道路，并点明要攻古民歌。 　　少年朱湘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冲击，可以说他就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创造者喊着“全盘欧化”的口号，在促使传统封建势力土崩瓦解的同时，也对当时中国文坛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作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朱湘顶着反对当时文坛主流势力的胡适一派的压力，毅然提出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虽是一句陈旧、腐烂的话，他仍然不失为真理，旧文化没有一个正确的清算，新文化的前程又怎么去发展呢？”[3] 　　因此，在第二辑的古代文学书评中，朱湘不仅毫不吝啬的对于王维、关汉卿、杨笠湖等古代作家的优秀作品直接褒奖，更提出了要吸收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传统的古代文学中开发出我们自己独特的新文学发展道路。 　　（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