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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统战工作 　　[摘要]社会组织经济基础和利益追求日益独立的发展趋势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的课题。作为调整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导引机制的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找准着力点。从“国家能力”视角看，社会组织统一战线，要理顺体制，整合资源，提升对社会组织的统领能力和认证能力；求同存异，加强政治引领，提高对社会组织的濡化能力；以服务的感召力和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的示范力，弥补统战工作强制能力和规制能力的不足；建立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发现、挑选、培养、评价、使用制度，强化对社会组织的吸纳能力；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建设，协调不同群体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增强对社会组织的整合能力。 　　[关键词]社会组织；统一战线；国家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资本 　　[作者简介]侯小伏，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组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一个门类齐全、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正在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党外人士的分布也越来越广泛，既有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也有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还有在新社会阶层的。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组织党外人士的广泛分布，在激发社会活力、释放社会能量的同时，也给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自2014年起我国在部分省市开始实施社会组织统战工作试点。作为调整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导引机制的社会组织统一统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找准着力点，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是统一战线工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亟待从理论的高度探索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理念设计、制度安排和操作程序等，对社会组织统一战线试点工作的具体实践进行提炼和总结。本文试图以“国家能力”理论为视角，探讨社会组织给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在社会组织中开展统战如何找准着力点，以期为新时期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国家能力建设的理论内涵 　　“国家能力”理论的出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民族国家发展结果的巨大差异以及国家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有很大的关系。二战以后诞生的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虽然形式上都建立了现代化的组织构架，但是国与国之间发展效果相去甚远，有的快速崛起和致富，有的深陷战乱和贫穷。这一结果引起了学者极大的兴趣：是何种原因造成后发国家能力强弱的分殊？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下的国家宏观调控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国家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责任。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家能力”的研究热情复燃。尽管不同学者对国家能力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全面和深化的趋势，并且以下一些基本共识已经达成。 　　第一，国家治理离不开基础性、有效的国家能力。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的确不需要什么都管的国家，但确实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强有力国家的基础性能力，学界比较认可的是王绍光归纳的8种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强制能力；动员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培育和巩固国家认同和共识的濡化能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协调、监督的统领能力；用于维护社会和正义的再分配能力；调控和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规管能力；在数据与人、物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的认证能力；将公民的政治参与需求制度化的吸纳能力；协调各群体利益形成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整合能力{1}。这些能力是国家必备的、一个都不能少的基础能力。 　　第二，国家权力不等于国家能力，国家职能范围、国家自由裁量权并不代表国家能力。虽然国家权力扩张有利于增强国家的自主性，但一旦超过限度，国家职能范围过宽，自由裁量权过大，反而使得国家无法专注于其必需和擅长的管理领域，从而削弱国家能力。而且，如果来自社会的力量不能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有效制约，就会导致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的“自主”，产生效率低下、官僚主义、权贵垄断等“政府病”，最终导致国家能力的衰竭。 　　第三，在国家能力上不能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两者并不必然是对立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制度化程度、渗透能力与执行能力高的强国家必定镶嵌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和自治能力高的强社会之中。因为强社会虽然对国家的专制权力形成约束，但可以对国家的建制权力提供有效支撑，成为可持续的强国家能力的坚实基础。理想的选择是摒弃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提倡社会权利之时胸怀国家，在强调国家权力之时关怀社会。 　　第四，理想的国家能力应该是各项具体能力的适度和均衡发展， 每一项具体能力要有上限和下限，不能“厚此薄彼”、畸形发展。汲取能力强力扩张而再分配能力严重不足会导致国家赋税过重、国富民穷，强制能力过度扩张而规制能力不足则会导致利益集团寻租腐败泛滥成灾。同时，强调国家不能滥用其能力，应将公权力“关进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