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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 　　摘要：笔者依据1978年～2011年中部六省面板数据分析了晋升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晋升激励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土地财政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而官员晋升激励通过土地财政的传导作用，抑制了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这表明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是近年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根源。 　　关键词：晋升激励；土地财政；经济增长绩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0BJY09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L07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90086）；安徽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SK2013B017）；安徽财经大学校级一般项目（ACKYQ1116） 　　作者简介：李勇刚（1980-），男，广西桂林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学研究；张士杰（1979-），男，安徽蚌埠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4-0116-06收稿日期：2013-08-25 　　 　　 　　 一、文献综述 　　为追求职务的晋升，地方官员会极力推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并促进新制度效应的扩散，以增强辖区经济增长的活力。故而，政治晋升行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备受学术界的关注。 　　 一些学者从任期、年龄和来源等角度研究了官员职务晋升的经济增长效应。张军等（2007）从经验研究上证实，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总体上对经济增长起到正面推动作用。王贤彬等（2008）利用省级层面数据实证发现，不同背景和去向的省级官员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地方官员在经济绩效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徐现祥等（2010）利用倍差法研究发现，政治激励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地方官员年龄越大，政治激励的作用越小；任期适度延长，有利于政治激励作用的发挥。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将降低经济增长绩效。沈立人等（1990）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中地方政府作为调控主体和经济利益主体的双重身份是形成“诸侯经济”的深层原因。周黎安（2004）建立了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模型发现，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皮建才（2009）指出，尽管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促进地区之间的竞争，但是也会带来地方重复建设的坏处，好处与坏处系于一体。 　　 此外，政治晋升激励也会对银行贷款、公共服务供给造成不利影响。钱先航等（2011）研究了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及任期对城商行贷款行为的影响，发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大时，城商行会减少贷款，同时因贷款集中于房地产业而产生较高的集中度、关联贷款及不良贷款率。林江等（2011）使用1978年~2008年28个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发现，在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压缩义务教育支出。李勇刚等（2012）利用省级层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尽管晋升激励缩小了人均教育支出的地区差距，但扩大了普通中小学师生比的地区差距。 　　 学术界除了关注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外，也就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杜雪君等（2009）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土地财政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政府供给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财力保障（高波，2012），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同步或者超前地推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唐在富，2012）。张昕（2011）指出土地出让金增加地方投资进而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但是，土地财政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经济结构日趋不合理（吕炜等，2012），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整体绩效。尽管如此，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收入推动辖区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竞争的经典模式（刘志彪，2012）。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绩效、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得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结论。但是，现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大多文献仅进行定性分析，鲜有计量分析，仅有的定量分析也在数据获取和估计方法上存在不足，且缺乏稳健性检验。二是既有文献缺乏将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除了分析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效应之外，还将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纳入同一经济系统，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的互动关系，以及两者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