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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工作如何适应人口新形势 　　群团组织改革的基础是厘清政府权责范围并合理调配行政资源。在此基础上，群团组织也要做好自身改革 　　群团组织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系 　　现代化治理结构，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和共治，各方在社会活动中权责明晰、各尽所长。形成现代化治理结构，既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是党中央的要求。这种规律的存在，是因为多数社会活动不仅不属于必须依靠行政强制力量实施的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而且是可以调动各方力量参与，能够形成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局面。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任务。群团组织是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也是最有力量的社会组织。 　　群团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的组织基础，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相应阶层或群体的组织性与制度性渠道、网络和平台。群团组织代表着某一领域或某类人群，既是执政党和政府公共权力资源的支撑，也是面向社会公众的结构延伸。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群团组织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促进政府、市场、社会边界的厘清，架起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即它是某一类细分人群全面或某方面的利益代言人，可以充分反映其利益诉求；（2）充分反映各方面诉求，形成信息共享、协调各方的公共服务平台，并高效精准地提供公共服务。具体来看，群团组织的作用可以总结如下：（1）服务和组织服务，并弥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足，兼具服务提供者、资源整合者、利益协调者、业务指导者职能；（2）反映群众诉求，在某些方面监督政府，兼具诉求反映者、政策推动者职能。总体上看，群团组织相对行政机构有更广的代表性、更强的平台性。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群团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需要从政府助手向政府搭档转型，培养党领导下的自主独立性，在政府退出的空间里多承担组织和服务职能，以有效填补市场和政府在治理方面的空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首先从传统治理模式已不适应现实需求的领域开始。可以以计划生育领域为例来进行说明。中国人口形势阶段变化特征明显：从过高生育率的20世纪80年代，到低生育率尚未形成共识的“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再到生育率过低形成共识的“十三五”期间。在生育形势严峻的20世纪80年代，直接用行政强制力量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形势逐渐缓和后，这种方式的弊端及“后遗症”渐显，甚至频繁引发群体性事件。而且，中央的政策已经变为“鼓励按政策生育”，计划生育已经需要双向计划――既限制超生，也鼓励按政策生“足”。后者显然不能采用行政强制手段，而只能通过提供相关服务消除有生育二孩意愿者的担忧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式应从控制有力但负面影响较大的行政主导和强制方式逐渐转向群众自治，而群团组织通过各种正向激励的方式开展计划生育相关工作的优势越来越显著。因为转化内容、重点和方式后的计划生育任务还很重，所以需要结合政府和群团组织的优势，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 　　多元共治，既要多元，更要共治。包括工作目标、管理方式和激励机制都不能以政府为主导，而是需要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尤其是群体的利益代言者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多元共治，既需要群团组织真正代表群众，也需要相关事务和职能主要由群团组织来承担：前者意味着要形成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结合、管理力量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组织；后者意味着要放权，包括相关行政资源（指权力、体制内的机构和队伍等）交由群团组织来调配、相关事务交由群团组织来组织或协调。其中，厘清政府权责范围并合理转移行政资源是基础。而群团组织也只有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才能与政府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搭档。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计生部门负责，这个领域还有中央管理的21个群团组织之一――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目前，计生协与卫生计生部门已初步形成相互配合的局面，各层次的文件也要求加强计生协的工作，但计划生育的行政主导模式尚未改变，计生协的代表性和平台性尚未充分体现。即多元参与局面虽已形成，但多元共治局面却未形成。 　　计划生育工作尚未形成现代化治理体系。这既有计生协的原因，也有卫生计生部门的原因。与其他群团相比，计生协是“小机构、大队伍、无权力”。它过去发展不足，机构建设相对弱小，可调动的行政资源少，自身队伍力量不强，相关体制机制也亟待完善，工作并未独立。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权力和行政资源仍然集中在卫生计生部门，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是卫生计生部门主导。这显然难以适应人口形势、实现计划生育工作转型。解决这样的问题，要从政府放权开始。 　　政府应放哪些权 　　在政府的五项职能中，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部分可放权至群团组织或其他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哪些领域可以放权，有一个标准是共性的，即非行政强制力量便可推动的，以及政府管不好或不愿管的领域。有些属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