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城》关涉鱼的叙事匠心.docVIP

论《边城》关涉“鱼”的叙事匠心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从1934年《国闻周报》连载以来，就文本“说什么”而言，形成两点无可置辩的事实：一是作品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二是作者试图“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并以此寄托“蕴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这两者外化的核心要素即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但是，就文本“怎么说”而言，有待深入地发掘和探究。语文教学在文本细读和如何描写爱情上的探究与落实，尚且处于薄弱状态，或者说基本停留在表层文本的认知中，其原因固然与文本艺术的独特性密切相关，但也不能不说没有客观、冷静、深入地打通潜藏文本，实现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的目的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而打通潜藏文本又苦于找不到一个十分恰当且便于操作的契合点或教学抓手。倘若选取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关涉“鱼”的意象，从文本描写爱情的艺术角度出发，多层面追问，也许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解读途径，也许能为培养学生审美鉴赏能力提供坚实的支持和帮助。然而，值得提出的是，解读“鱼”的意象，只是探讨文本艺术独具匠心的突破口之一，既要摆脱僵化片面的成见和固有的解读方式，又要避免陷入机械孤立的文评和八股式文学观念的泥淖，所以，要把“鱼”的意象与作品的结构、人物、环境、语言以及作者的意图进行综合考察，这也就是题目中所说“关涉鱼”的本意。 　　一、“鱼”和草蛇灰线法 　　《边城》在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主线上，有将近一半篇幅关涉到“鱼”，从第四章至第十章有8次，其中直接以“鱼”暗示翠翠内心泛起的涟漪仅有3次，而且有2次极具特殊性，其余5次均以侧面提示的方式来体现翠翠爱情发展演变趋势。作者采取草蛇灰线法来布局谋篇是十分显著而突出的特点，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运用金圣叹草蛇灰线法理论来审视关涉“鱼”的文字，是立足于情节结构的审美评论方法。其实，沈从文先生本来就十分重视小说结构的“恰当”，他认为，小说家可以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学习结构的巧思与匠心，“作者在小小作品中，也一例注入崇高的理、浓厚的感情，安排的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1]“鱼”是傩送的一句话涉及到的，它是一个小事物，但作者已使之“见出生命洋溢”。《边城》的情节相对单纯，作者无意构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着重以湘西茶峒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为文学，换言之，作品顺乎生活的原貌表现人物。草蛇灰线法的使用恰恰吻合了故事自然合理发生的结构流程，从而形成“精致、结实、匀称而不纤巧”的结构形态，这种自然合理的结构形态建造的是作者心目中的“希腊小庙”，并且“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故此，“鱼”的意象是故事自然合理发生的结果，它不仅是结构线索，增强情节的有机性，形成此呼彼应、首尾贯通的艺术整体；而且着重表现翠翠爱情真实而又合乎生活逻辑的发展演变趋势。 　　其次，“鱼”正如交响乐的主旋律，使小说充满一种音乐式的节奏张力，有力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英国文学教授罗杰?福勒曾经指出：“有时，当大量结构相似的短句和短语连续重复时，文本的音乐结构就会处于前景位置。”[2]无疑，“鱼”的反复出现是处于文本结构的“前景位置”，从而使作品形成素朴的激情、旋律和节奏，倘若不能体察到“鱼”的音乐结构价值，是很难发现这些的。 　　第三，草蛇灰线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还在于构建起现实与人物心理错位的文本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单行本《边城》“导读”认为：作品“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人在根本上是无法沟通的。翠翠与二老的爱情，某种程度上，就阻隔在这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空白’中。”[3]“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实际上表现为现实与人物心理的错位，是由表层到潜层的纵深关系，并非是平面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拿《红楼梦》中“宝黛会”一节作参照，可见出《边城》中“翠傩遇”的艺术匠心。 　　文学作品表现抽象的千差万别的爱情是极其艰难的，而表现小姑娘的初恋更是难上加难，那种情感可谓微妙复杂，扑朔迷离，若隐若现，不可捉摸，诸如单纯与繁芜并存，模糊与清晰并存，含蓄与外露并存，短暂与长久并存，且不说作家要具有超乎寻常的艺术技能，单是那种极其敏锐的感悟力、毫厘不爽的观察力和恰如其分的表现力，非神助而不可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宝黛会”是这样，“翠傩遇”也是这样。 　　“宝黛会”在爱情描写上独具“心有灵犀”和“富有神性”的特点。小说前文对宝玉作大量的铺垫，其手法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言“专门以贬笔写宝玉”，问题是黛玉两次看宝玉外貌的感觉――宝玉是一个有情贵公子，是脱俗的，是与众不同的。而“大惊”的是“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甲戌本夹批：“正是想必有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见过。”但同她先前听到的大相径庭。宝玉看黛玉却不见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