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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与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上海金融救济 　　[摘要]武昌起义后，上海金融市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盛宣怀以亦官亦商的身份，依靠其政治权力及-其控制和所联系的中外金融机构，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的稳定做出了不少努力。同时竭力保全其控制的企业利益，客观上有利于包括一般客户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利益，也是他在近代金融史上留下的最后一页。 　　[关键词]盛宣怀，武昌起义，上海金融业，中国通商银行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6-0027-07 　　辛亥革命前，盛宣怀先后获得督办铁路大臣、邮传部右侍郎、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等重要职位，他与武昌起义爆发后产生的上海金融救济问题有重要关系。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与中国金融史的关系，已有不少论著有所述及。武昌起义之后，清廷统治摇摇欲坠，这对光复之前的上海金融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上海金融救济成为朝野、官商、中外关注所在。本文拟以已刊、未刊盛宣怀档案史料为中心，结合他种史料文献，对盛宣怀与上海金融救济的基本史事进行梳理，并对盛宣怀救济上海市面、救济中国通商银行以及与外国金融势力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评述，以就教于学者同仁。 　　一、向上海紧急起运现银以救济金融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上海市场银根极紧，导致“银拆、洋厘飞涨”。作为清廷驻上海的最高行政官员，上海道刘燕翼力图督饬各方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如1911年10月14日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以及中国通商银行方面协商，向上海市面投放银元，??日，另与商务总会总协理及钱业董事等在洋务局会议维持金融事宜。并颁发布告要求商人自律，强调“不准高抬洋、拆，妨碍金融，尤为大市要点”；15日再次“示禁不得高抬（银拆、洋厘）”，在要求商人自律的同时，威胁动用国家机器维持市面： 　　恐奸商故意垄断，除饬县廨密查严禁外，又移请商会谕饬钱业各商，勿将洋、拆再行高抬，以维市面。 　　10月16日，刘燕翼又移文商会，其中特别提出了对钱业的关注，要求商会：“切实告诫钱业全体，务各恪守本分，正经营业”，如再有妨害金融机关者，“则成案具在，惟有指名严拿，立予惩处，决难再予从宽”。在警示钱业勿利用风潮投机谋利的同时，刘燕翼还告示市民：“照常营业，不必再有惊疑，提取现资，转致金融，妨碍本埠大市，是为至要。”从报纸的报道及刊发的布告、晓谕来看，上海道为了稳定上海市面，在第一时间确实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从实际效果而言，尤其结合后来的局势发展来看，在救市的真金白银运达前，这些行动和行政命令所能起到的效果有限。 　　就在刘燕翼发布告示的同时，时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也开始了行动。10月13日，盛宣怀即通过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造币厂总办蔡景、帮办景凌霄，要求将该厂存银赶运上海，交付盛氏控制下的中国通商银行。调运此款的名义，一开始是为了支援鄂军，只是后来沪市起了风潮，遂改为存储于通商银行，以救济上海市面。 　　盛宣怀十分关注这批白银的起运和沿途的安全，曾于10月14日吩咐通商银行董事王存善，望其亲自赴宁向造币厂方面“说明理由，克日上船，过镇江等处勿停泊，出城上船如需保护，请面商安帅妥密办理”。10月16日，盛宣怀又致电中国通商银行分董、实际主持行务的顾润章，提到日前江宁造币厂运送的200万元“新国币”，“想已入库”。10月17日，他又电江宁造币厂总办蔡景，询问：“运沪二百二十五万元，已运齐否？”由此，盛宣怀借助政治的上下级关系和控制的金融机构，运送银元救济上海事进入具体落实阶段。 　　关于向上海运送银元的数额，盛氏10月16、17日的两份电文中出现了200万元和225万元两个数额。事实上，当时中外各方都在关注向上海运银的情况。如英国方面有过密报： 　　总督还采取了其他预防措施，将存于造币厂的新铸银元移到上海，本月14日送走一百万元，次日又送走二百万元。 　　但报告未提及消息的来源。尚为清廷控制的上海大清银行也说： 　　当由敝行电达总行呈部核准，由宁厂借运新币二百万元，内拨交敝行一百万元。 　　而通商银行的记载则与225万元这个数额相符。到了10月18日，上海城乡自治公所董事李平书和上海商务总会都提到了新币的数额是400万元，根据前述的运银数额，可能是出现了分批运银的情况。10月20日，“南京造币厂从轮船运来”100万元；同日，“南京造币厂从铁路运来”125万元。这就引出了当时自南京向上海运送白银的方式，通览盛宣怀自10月13日起各通相关电文，所提到的都是通过轮船，并未提到铁路；连提到将这批白银储存在上海通商银行，也提到“因通商与招商局相连，见有洋大班”，“银库可靠”。但上海《申报》有多篇报道提及火车，如：两江总督张人骏电刘燕翼：“即日（14日）晚间有现银一百万两，由火车运沪，汇存交通银行，以便调用”；江宁造币厂因有新币一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