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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内容媒介和载体类别分类可用性研究 　　摘 要 《资源描述和检索》用一组内容、媒介和载体类别的资源分类替代了第二版《英美编目规则》里的一般资料标识。研究采用了和封闭式卡片分类法相似的设计，通过发放问卷，调查了中国被试对这一分类的接纳程度，以及语言上的差异是否构成将RDA英文版在英语国家外用作编目标准的障碍。研究结果表明，国内被试对这一RDA的分类接纳良好，但语言差异确实影响了英文版RDA在国内的可用性。 　　关键词 编目 《资源描述和检索》 资源分类 可用性 　　分类号 G254.31 　　0 引言 　　作为新的国际编目和元数据标准，《资源描述和检索》（RDA）以《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和《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RAD）中的概念模型为基础编制。RDA期待能让元数据使用者更为方便地查找、识别、选择和获取不同种类的资源[1]。新标准的名字中没有出现“英美”的字样，是标准国际化的标志之一，同时体现出了标准消除英美文化偏颇的意愿[2]。 　　为了给元数据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RDA的新尝试之一，就是停用了第二版《英美编目规则》中的一般资料标识，而以一组三要素的资源分类取而代之，即内容类别（对应FRBR中的“内容表达”层次）以及媒介类别和载体类别（均对应FRBR的“载体表现”和“单件”层次）[3]。RDA对资源类型的分类，是以FRBR中的概念模型为基础的。然而，这一概念模型，是“对书目记录中主要反映的数据进行逻辑分析后获得的”[4]。RDA的这一分类实际上是以理论为基础的，用户对这一分类的接纳程度如何还不明确。 　　1 背景和文献回顾 　　就西文资源而言，国内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通常都采用英文作为描述性编目和主题编目的语言。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和CALIS这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机构都是如此，在描述性编目上参照AACR2，主题编目上采用国会图书馆主题标目（LCSH）。试想，如果RDA被引入国内用作西文文献的编目标准，即便RDA提供了采用非英语的脚本、数字和日期来著录资源的选项[2]，国内西文文献的编目语言也不大可能突然由英语调整成汉语。否则，图书馆目录中的新RDA记录和先前的记录之间就会因语言差异而显得非常不一致。而要采用英文版的RDA作为国内西文编目的标准，就有必要测试国内读者对这一RDA分类及其采用的受控词汇的接纳程度，以了解这一分类在采用英文原文的受控词汇时，对国内读者而言是否如宣传所说的那样便于查找、识别、选择和获取资源。 　　Hider的两项研究[5-6]同本研究最为相关。Hider采用卡片分类法和自由列表法，比较了RDA分类和来自澳大利亚高校的最终用户的分类。在自由列表法测试中，Hider计算了各个词语出现的频率，作为衡量词语重要性的指标。由于研究设计的局限，没有采用另一项也能衡量重要性的指标，即词语出现的先后位置。同样，也没有对相似性矩阵的分析。Hider的结论是，图书馆资源是多面化的。同载体和内容这两个分面相比，其它分面（比如资源的受众及其目的）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在他的卡片分类研究中，Hider的被试对两组卡片进行了分类。一组是之前自由列表法中获得的词汇，另一组是RDA分类中的受控词汇。Hider总结到，目录用户区分载体和内容类别这两个分面确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东方国家，中国图书馆读者同澳大利亚的相应群体相比，在文化和语言上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相同测试的反映也就可能会不一致。因此，考虑到RDA的国际化定位，在其它文化下测试这一RDA分类很有意义。 　　在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bstracts（LISTA）中没有找到其它类似的研究（仅包括英文文献）。国内研究中，在CNKI和维普数据库里也未能找到类似的研究。RDA相关文献中，仅刘丽静和陈瑞金[7]的研究是以RDA的内容、媒介、载体分类为主，他们对三种类别进行了概述性和实务性介绍。国内RDA相关的文献通常是从编目员的角度对RDA进行研究的。很少有研究人员的文献（比如高红和靖翠峥[8]，林明[9]）从元数据用户（读者和参考咨询馆员）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且均未采用定量的方法。 　　2 研究设计和研究问题 　　卡片分类法的目标是生成“以用户为中心的分类”[10]。自由列表法被用以发现特定知识领域的内容，范围和边界[11]，但是在双语环境下采用自由列表法显得复杂、操作性不强。因此，本研究只采用卡片分类法。卡片分类法有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我们最初打算采用只有英文受控词汇的开放式卡片分类法，因为开放式卡片分类法能获取到更多的信息，并且是信息架构研究中更常用的设计[12]，在RDA还没有官方中文译文的情况下，贸然引入受控词汇的中文翻译可能因译文措辞的随意性而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