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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与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比较研究 　　摘要：与国际清洁发展机制（CDM）同为温室气体减排的抵消机制，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能否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预期效果？作为全球最主要的CDM参与国，我国在CDM项目的开发和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将从政策背景、项目管理、机制实施现状等方面对CDM与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C制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清洁发展机制自愿减排机制抵消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都是温室气体减排的抵消机制，虽然CDM在我国的发展已经由于政策不延续等原因停止，但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推出，使抵消机制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得以延续。 　　面对建设中的国家碳市场，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发展面临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同为政策导向型的温室气体减排抵消机制，如果在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管理和实施中，充分考虑CDM在我国多年的发展经验和不足，将少走弯路，有助于提高其减排效果。为此，本文将对CDM与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从政策背景、项目管理和实施现状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一、CDM与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政策背景比较 　　（一）CDM政策背景 　　随着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人类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考虑到各国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制定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KP），将参与国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附件一国家缔约方（以发达国家为主）应保证其人为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不超过议定书所列的量化的限制。非附件一国家无强制性减排目标。[JP] 　　无强制性减排目标并非意味着非附件一国家不必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议定书提出的三种灵活的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和排放贸易（ET）中，CDM是与非附件一国家相关的机制，通过附件一国家提供的资金或技术支持，非附件一国家实施减排项目，其产生的减排量可抵消附件一国家的等量排放量。 　　（二）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政策背景 　　我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目标，2009年11月，为推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达成协议，我国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2016年我国在《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目标。 　　为实现以上目标，于2011年10月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我国实施以上政策和措施的同时，由于KP政策的不延续，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能持续，CDM的发展也止步不前。 　　在以上背景下，为促进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2012年6月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推出了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并在后期逐步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管理办法。 　　（三）CDM与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政策背景比较 　　CDM与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都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以政策为背景的抵消机制，是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补充机制，但也存在部分差别。 　　KP将缔约方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并为附件一国家制定了量化减排指标，即CDM机制是在减排量需求明确的前提下推出。我国作为非附件一国家，通过CDM参与国际减排，出售减排量获得附件一国家资金或技术支持。 　　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推出时，我国省市级碳交易试点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全国统一碳市场还未建设。该机制先于国内量化的减排指标推出并实施，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疲软的现状很可能与没有明确的减排量需求有关。 　　二、CDM与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项目管理比较 　　（一）项目管理流程比较 　　1相似的项目管理流程 　　CDM项目与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都包括项目识别、项目设计、项目公示、第三方审定/核查、申请备案/注册、项目监测与管理以及减排量签发等程序，虽然在个别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基本延续了CDM的项目流程。 　　CDM针对小规模项目制定了相对简化的方法学和申请注册的流程；对林业项目，也单独制定了方法学和程序要求；对不同行业制定了相应的方法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