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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措施频出环境中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 　　2009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上升至92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和第三大农产品进口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列居世界第四位。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与世界农业的关联将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我国农业贸易也面临诸多挑战。许多国家在加强对本国农业支持保护的同时，加强了对国际市场的争夺，它们越来越多地利用WTO各种制度缺陷和对自身有利的条款，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SPS）措施限制、控制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据WTO/SPS-IMS系统数据，近年来各成员所发布的SPS通报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也体现出各国对于SPS措施在保护安全与卫生、调节农产品贸易方面所具备作用的重视。截至2009年6月，发出通报最多的十个成员分别为美国、巴西、欧共体、加拿大、新西兰、韩国、智利、中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可见，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重视SPS措施的利用，发展中国家也日益关注SPS措施的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产品，即蔬菜水果、水产品、畜禽，三者出口占总出口的61%。同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市场也相对集中，前五大出口市场分别为日本、欧盟、东盟、美国和香港。蔬菜对于五大市场的依存度为45%，水果为53%，水产更高达62%。这种出口产品和市场高度集中的特点使得我国农产品贸易更容易受到其它市场实施SPS措施的影响。加之近年来受农产品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传统优势出口农产品的竞争力趋于下降。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下，SPS措施的实施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具有重大影响，加强对国外SPS措施的跟踪研究与应对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观SPS措施的发展，它呈现出数量增加、系统性强、覆盖面广、针对性和歧视性强以及政治化、复杂化的特点。总体上，国外对于SPS措施的实施具用主动性、前瞻性、突然性、综合性强等特点。但是，不同国家与地区也各有特点。 　　作为走在食品安全管理前沿的国家，2009年7月，美国通过了《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该法案强化了对企业注册、检查，加强对第三方检验和认证，注重风险控制，强化食品召回以及原产地标识制度。通过该法案，美国政府大大提高了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权限。该法案是美国对于更为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的新探索，但是，不可否认，法规的要求也增加了出口企业的程序和成本，对中小企业具有挤出效应；此外，由于具体条款表述的模糊化，降低了对行政权力的证据要求，大大扩张了行政权力，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会产生深远影响。 　　欧盟在SPS措施方面最主要的特点是其私营和商业标准的运用。作为私营标准发展较早的地区，欧盟对私营商业标准抱持积极的态度。EurepGAP（欧盟良好农业操作规范）、BRC（英国零售商协会）等耳熟能详的标准体系都发源于欧洲。相对于关注产品消费安全的官方标准，私营标准要求更为严格复杂。除消费安全之外，它在生产加工过程、质量等级要求、环境保护等方面往往比官方的要求更全面、更复杂、更严格。同时，技术性的产品表现标准不再是唯一要求，监测和评价生产过程行为的体系管理方法成为食品行业大多数私营标准体系的特点，EurepGAP、英国的“放心英国肉（Assured British Meat）”等都将生产过程控制纳入标准体系之中。而且，私营标准制定者广泛，从种养殖者到零售商、消费者团体……整个食品链条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参与。例如，苏格兰的质量安全标准SQC、荷兰的Tasty Tom西红柿标准可以算是生产者制定的标准，家乐福、乐购的新鲜产品采购标准则是典型的零售商标准。因此，要充分了解它们并有效地应对具有相当的难度。 　　日韩作为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它们在SPS措施的实施上具有过度保护国内市场的特点。2006年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对包括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等在内的几百种农用化学品实施新的管理制度。一律标准、沿用现行标准、禁用物质和豁免物质是“肯定列表制度”最主要的内容，其中，大量一律标准的限量要求并未根据WTO《SPS协定》基于客观的风险评估和科学证据要求制定。而日本现行的命令检查制度存在的诸多不合理之处也对企业的出口和通关设置了重重障碍。而韩国目前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检测项目约100多项，虽然检验分为感观检验、抽检和全检，但对于我国的产品实行全检而对欧美产品实行感观检验的差别做法，也具有深深的歧视性。 　　鉴于SPS措施对于保护消费健康和调节贸易的重要作用，加强对于SPS措施的实施已成为世界上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趋势，一些新兴市场也在逐步强化对于SPS措施的运用。印度、南非、约旦等近几年来都在逐步推出SPS措施完善自己的食品安全管理措施：印度出台了食品安全标准法，南非